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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坐在西去的火车上，我想去敦煌。其实，我并非真的想去看那里的石窟，我去那里是因为我想去看看沙漠，因为我只知道那里有。阿喵说，沙漠是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片净土，人们望得见它，可是却征服不了它。她说这话时脸上带着得逞的笑意。
老实说，我的地理极差，这对于一个男孩子是羞于启齿的。如果玉子在，她一定会告诉我关于中国乃至世界上所有沙漠分布的详细情况，详细到你以为她从小就生活在那里。但是我没有告诉玉子，就自己一个人跑出来了，我相信我可以找得到。
我在她的文具盒里留了一张纸条，我为自己这么做很羞耻，这比我向她道歉还难堪，但是我找不到更合适的方式，我在纸条上写着：“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这样的道歉看起来非常缺乏诚意和深度，而且不明所以。但是玉子会知道的，她了解我如同了解她自己的掌纹一样。我讨厌这样，想一想，一个女生，无论你做什么，你想什么，她都能够明白，用一双眼睛看着你，什么也不说。
所以我现在坐在一列火车上，我要去找那个我想要看的地方，独自一人。车身摇摇晃晃，平静地运行着，沉重的轮子在与铁轨摩擦时发出沉闷单调的声音，整齐划一，我有点恹恹欲睡，却闭不上眼睛。我已经两天没睡了，亢奋的心情始终支撑着我的眼睛和神经。
我的怀里揣着一千元钱，这是我这两个月的零花钱，在阿喵走后，我就在等待着这个时刻；我的旅行包里还有一个数码相机，我将拍下我的一踪一迹，然后寄给她，跟她说，你看，我来了。这并没有什么。
我的对面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看起来像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小机关干部，带着比火车行进声音还沉闷的气息，穿着一身皱巴巴的西装，手里握着一个水杯，有着厚厚的茶垢，我甚至可以闻到里面陈旧的味道；他的旁边是一个女孩子，好象是独身一人。之所以说她是女孩子，我是从她穿的衣服上推断出来的，那是一件色彩繁复的吊带t恤。我已经盯了一会了，还是没有看出是什么图案，只好把眼睛移开，免得被人误会。这个女孩子的脸是比她的t恤颜色还复杂，像一个调色盘，正在使用的调色盘。
我不想别人误会，其实我不是一个刻薄的人，我只是说出了事实而已。如果阿喵在，她会“咕”的一声笑出来，然后脸向后一仰，露出她纤细的脖子，说：谢安，呵呵。
谢安是我的名字，这是一个在历史上曾显赫一时的名字，在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这个名字坚定执著，给人信心。可是我喜欢它只是因为它简单，两个简单的音节组成一个具体的名字，没有什么实在意义，念起来简洁清爽。这是我父亲给我的最好的东西。
这话听起来有点不讲良心。老头子斜视着我，说，那你的学费呢？那你的衣服呢？那你一个月成百上千的零花钱呢？
我觉得自己立刻变得像“受潮的糖塔”一样。
老头子哼一声，也不再趁胜追击。在商场叱咤风云的他永远懂得不赶尽杀绝的道理。但是我们越来越远，有暗暗滋生的敌意。我日渐成长的身体是他巨大的压力，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衰老，因而对我满怀戒心；而他的光辉无处不在，我厌恶被人注视，每当走过学校教学区的图书馆，我更加憎恶。一个目不识丁的穷苦孩子，挣扎沉浮在社会中，艰苦奋斗，终于成功，并回馈社会，为学校捐赠了一座图书馆。真是一个酸倒牙齿的蹩脚传奇。
玉子说：谢安，我们都不可以选择父母的，他们已尽力做到最好。我说，哈，是啊，罗玉子，你可是个孝顺女儿。玉子的脸一变再变，苍白如雪。我伤了玉子的心。
我想我一定是疯了，说出这样的话。我真是一个恶毒的人，像阴暗潮湿地里的苔藓一样的不健康，带着惨绿色，在看不见阳光的角落里苟延残喘，用细弱的触角偷窥着这个世界，满怀恨意。可是我为什么要对他人宽容呢？我的物理试题还躺在桌子上，没有做完。我永远都做不出那些题目。我想起那个著名的物理实验。两匹马在向相反的方向徒劳地拉扯着一个打不开的球体，它自身的力量让马匹精疲力竭，所有的围观者瞪着惊奇的眼睛，注视着这一奇迹。
可是球体的痛苦无人领会，人们沉湎于对于新奇事物的惊叹中。我时常觉得我或者就是一个这样的球体，被巨大的力量撕扯着，自顾不暇，然而我还要应付这些难缠的题目。
我痛恨物理，我永远搞不清从一个无聊的斜面上滑下来的一个箱子要受几个力的作用？为什么要让它滑下来，让它老老实实地待在那里不好吗？
可是玉子说，不是这样的，物理和数学教会我们用逻辑的眼光看待问题，我们学的不是死的知识，是一种思维方式。
她不知道，我最讨厌她这一点，所有的再不可思议的事情到了她的眼里嘴里就成了世界上最有道理的事，而且你不得不承认，她说的总是对的。
在她的身上，有着足够的镇定和从容，你甚至可以想象，她从出生就不会是像别的孩子一样号啕大哭，而是一脸微笑成竹在胸，和老头子一样，信心十足地把握这个世界和他们自己；生活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一顿宾馆里免费赠送的早餐，千篇一律，经济实惠，没有惊喜没有意外，甚至没有冲动。这个世界是为他们这种人设置的，而我，只是一个失败者，和玉子的父亲一样，无所适从地看着这个世界。
我见过玉子的父亲，是在上一个冬天。他蹲在我们学校对面的大学门口，看着一个用鱼鳞口袋拼合而成的地摊，上面放着一些残破的书，露出厚厚的书脊，你能想象，永远都不会有人来买这些书。他就这样徒劳地守着这个摊子，每天在风中瑟瑟着。每一个进出学校门口的人都知道这个历史系的老教授因为窃取图书馆的资料以及窃取别人的研究成果而被处罚，只好以卖书为生。老鱼兴奋地跟我说，你知道吗？这事都上美国之音了，因为他的论文是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影响太坏了。嘿，这老头，胆也忒大了点。
玉子目不斜视地从我们身边走过，走到书摊前，挽起她的父亲，又把书收拾起来，用一只手费力地提着，她的肩膀倾斜着。她的父亲表情呆滞，动作僵硬，像一个提线木偶一样地跟在女儿后面。
我跑过去，老鱼在后面喊，谢安，你做什么？我没理他，拽过玉子手里的鱼鳞袋，我看见玉子的脸逐渐愤怒，说，谢安，你做什么？每个人都要问我在做什么。她的手伸过来，想把鱼鳞袋拽回去，我挣了一下，玉子看看我，不再说话。她的父亲就这样看着我们，又抬起头来看着天空。玉子低头搀着她父亲的胳膊向前走，我跟在后面，看见路面上有一滴两滴圆圆的小水渍，寒风凛凛，我闻到咸涩的味道，玉子始终不肯回头。她是个倔强的女孩子，有足够的信心和坚硬支撑着她的脊背。她不需要别人的任何怜悯和同情。对于这个社会，她永远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即使生活对待她如此残忍，她都可以这样坚定地走着，毫不怀疑和迟疑。
阿喵说的对，我们才是一样的，生在这个社会的废墟中，因为有足够的营养而艳丽妖娆，香气四溢，然而有毒。
这个总是穿着紧身t恤的女孩子，睁着一双黑黝黝的眼睛，说，要不你叫我阿喵吧，我妈说我生下来像一只小猫，湿漉漉的，眼睛都没睁开就打了一个呵欠。她轻轻地笑着，笑容狡黠轻狂，眼睛深若潭水，桃花潭水深千尺。我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我们的爱情是春暖花开时最灿烂的绽放，肆无忌惮，摄人心魄。呵，爱情，是的。我们热烈地相恋，感情因受到阻碍而变得夸张。
阿喵说，呵，谢安。她喜欢一遍遍地重复我的名字，手指纤细冰凉，划过我的脸庞。我抱住了她，她的身躯柔软娇小。我的血液立刻沸腾，心不知所措地狂蹦乱跳，有一股热气从脚底一直窜到脑袋，每一根神经在瞬间胀痛，我把脸俯下去。阿喵的嘴唇薄而柔软，像果冻一样润滑。我听见她嗤嗤的轻笑，满含猫的娇媚，含糊不清地在我耳边说：谢安，吻我，我们在亲吻中取暖。
我想我是冲动的，我的手差一点伸进她的怀里。可是我忽然看见老鱼猥琐的身影... -->>
我现在坐在西去的火车上，我想去敦煌。其实，我并非真的想去看那里的石窟，我去那里是因为我想去看看沙漠，因为我只知道那里有。阿喵说，沙漠是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片净土，人们望得见它，可是却征服不了它。她说这话时脸上带着得逞的笑意。
老实说，我的地理极差，这对于一个男孩子是羞于启齿的。如果玉子在，她一定会告诉我关于中国乃至世界上所有沙漠分布的详细情况，详细到你以为她从小就生活在那里。但是我没有告诉玉子，就自己一个人跑出来了，我相信我可以找得到。
我在她的文具盒里留了一张纸条，我为自己这么做很羞耻，这比我向她道歉还难堪，但是我找不到更合适的方式，我在纸条上写着：“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这样的道歉看起来非常缺乏诚意和深度，而且不明所以。但是玉子会知道的，她了解我如同了解她自己的掌纹一样。我讨厌这样，想一想，一个女生，无论你做什么，你想什么，她都能够明白，用一双眼睛看着你，什么也不说。
所以我现在坐在一列火车上，我要去找那个我想要看的地方，独自一人。车身摇摇晃晃，平静地运行着，沉重的轮子在与铁轨摩擦时发出沉闷单调的声音，整齐划一，我有点恹恹欲睡，却闭不上眼睛。我已经两天没睡了，亢奋的心情始终支撑着我的眼睛和神经。
我的怀里揣着一千元钱，这是我这两个月的零花钱，在阿喵走后，我就在等待着这个时刻；我的旅行包里还有一个数码相机，我将拍下我的一踪一迹，然后寄给她，跟她说，你看，我来了。这并没有什么。
我的对面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看起来像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小机关干部，带着比火车行进声音还沉闷的气息，穿着一身皱巴巴的西装，手里握着一个水杯，有着厚厚的茶垢，我甚至可以闻到里面陈旧的味道；他的旁边是一个女孩子，好象是独身一人。之所以说她是女孩子，我是从她穿的衣服上推断出来的，那是一件色彩繁复的吊带t恤。我已经盯了一会了，还是没有看出是什么图案，只好把眼睛移开，免得被人误会。这个女孩子的脸是比她的t恤颜色还复杂，像一个调色盘，正在使用的调色盘。
我不想别人误会，其实我不是一个刻薄的人，我只是说出了事实而已。如果阿喵在，她会“咕”的一声笑出来，然后脸向后一仰，露出她纤细的脖子，说：谢安，呵呵。
谢安是我的名字，这是一个在历史上曾显赫一时的名字，在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这个名字坚定执著，给人信心。可是我喜欢它只是因为它简单，两个简单的音节组成一个具体的名字，没有什么实在意义，念起来简洁清爽。这是我父亲给我的最好的东西。
这话听起来有点不讲良心。老头子斜视着我，说，那你的学费呢？那你的衣服呢？那你一个月成百上千的零花钱呢？
我觉得自己立刻变得像“受潮的糖塔”一样。
老头子哼一声，也不再趁胜追击。在商场叱咤风云的他永远懂得不赶尽杀绝的道理。但是我们越来越远，有暗暗滋生的敌意。我日渐成长的身体是他巨大的压力，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衰老，因而对我满怀戒心；而他的光辉无处不在，我厌恶被人注视，每当走过学校教学区的图书馆，我更加憎恶。一个目不识丁的穷苦孩子，挣扎沉浮在社会中，艰苦奋斗，终于成功，并回馈社会，为学校捐赠了一座图书馆。真是一个酸倒牙齿的蹩脚传奇。
玉子说：谢安，我们都不可以选择父母的，他们已尽力做到最好。我说，哈，是啊，罗玉子，你可是个孝顺女儿。玉子的脸一变再变，苍白如雪。我伤了玉子的心。
我想我一定是疯了，说出这样的话。我真是一个恶毒的人，像阴暗潮湿地里的苔藓一样的不健康，带着惨绿色，在看不见阳光的角落里苟延残喘，用细弱的触角偷窥着这个世界，满怀恨意。可是我为什么要对他人宽容呢？我的物理试题还躺在桌子上，没有做完。我永远都做不出那些题目。我想起那个著名的物理实验。两匹马在向相反的方向徒劳地拉扯着一个打不开的球体，它自身的力量让马匹精疲力竭，所有的围观者瞪着惊奇的眼睛，注视着这一奇迹。
可是球体的痛苦无人领会，人们沉湎于对于新奇事物的惊叹中。我时常觉得我或者就是一个这样的球体，被巨大的力量撕扯着，自顾不暇，然而我还要应付这些难缠的题目。
我痛恨物理，我永远搞不清从一个无聊的斜面上滑下来的一个箱子要受几个力的作用？为什么要让它滑下来，让它老老实实地待在那里不好吗？
可是玉子说，不是这样的，物理和数学教会我们用逻辑的眼光看待问题，我们学的不是死的知识，是一种思维方式。
她不知道，我最讨厌她这一点，所有的再不可思议的事情到了她的眼里嘴里就成了世界上最有道理的事，而且你不得不承认，她说的总是对的。
在她的身上，有着足够的镇定和从容，你甚至可以想象，她从出生就不会是像别的孩子一样号啕大哭，而是一脸微笑成竹在胸，和老头子一样，信心十足地把握这个世界和他们自己；生活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一顿宾馆里免费赠送的早餐，千篇一律，经济实惠，没有惊喜没有意外，甚至没有冲动。这个世界是为他们这种人设置的，而我，只是一个失败者，和玉子的父亲一样，无所适从地看着这个世界。
我见过玉子的父亲，是在上一个冬天。他蹲在我们学校对面的大学门口，看着一个用鱼鳞口袋拼合而成的地摊，上面放着一些残破的书，露出厚厚的书脊，你能想象，永远都不会有人来买这些书。他就这样徒劳地守着这个摊子，每天在风中瑟瑟着。每一个进出学校门口的人都知道这个历史系的老教授因为窃取图书馆的资料以及窃取别人的研究成果而被处罚，只好以卖书为生。老鱼兴奋地跟我说，你知道吗？这事都上美国之音了，因为他的论文是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影响太坏了。嘿，这老头，胆也忒大了点。
玉子目不斜视地从我们身边走过，走到书摊前，挽起她的父亲，又把书收拾起来，用一只手费力地提着，她的肩膀倾斜着。她的父亲表情呆滞，动作僵硬，像一个提线木偶一样地跟在女儿后面。
我跑过去，老鱼在后面喊，谢安，你做什么？我没理他，拽过玉子手里的鱼鳞袋，我看见玉子的脸逐渐愤怒，说，谢安，你做什么？每个人都要问我在做什么。她的手伸过来，想把鱼鳞袋拽回去，我挣了一下，玉子看看我，不再说话。她的父亲就这样看着我们，又抬起头来看着天空。玉子低头搀着她父亲的胳膊向前走，我跟在后面，看见路面上有一滴两滴圆圆的小水渍，寒风凛凛，我闻到咸涩的味道，玉子始终不肯回头。她是个倔强的女孩子，有足够的信心和坚硬支撑着她的脊背。她不需要别人的任何怜悯和同情。对于这个社会，她永远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即使生活对待她如此残忍，她都可以这样坚定地走着，毫不怀疑和迟疑。
阿喵说的对，我们才是一样的，生在这个社会的废墟中，因为有足够的营养而艳丽妖娆，香气四溢，然而有毒。
这个总是穿着紧身t恤的女孩子，睁着一双黑黝黝的眼睛，说，要不你叫我阿喵吧，我妈说我生下来像一只小猫，湿漉漉的，眼睛都没睁开就打了一个呵欠。她轻轻地笑着，笑容狡黠轻狂，眼睛深若潭水，桃花潭水深千尺。我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我们的爱情是春暖花开时最灿烂的绽放，肆无忌惮，摄人心魄。呵，爱情，是的。我们热烈地相恋，感情因受到阻碍而变得夸张。
阿喵说，呵，谢安。她喜欢一遍遍地重复我的名字，手指纤细冰凉，划过我的脸庞。我抱住了她，她的身躯柔软娇小。我的血液立刻沸腾，心不知所措地狂蹦乱跳，有一股热气从脚底一直窜到脑袋，每一根神经在瞬间胀痛，我把脸俯下去。阿喵的嘴唇薄而柔软，像果冻一样润滑。我听见她嗤嗤的轻笑，满含猫的娇媚，含糊不清地在我耳边说：谢安，吻我，我们在亲吻中取暖。
我想我是冲动的，我的手差一点伸进她的怀里。可是我忽然看见老鱼猥琐的身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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