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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识他的这些意见但并不能完全采用。过了许久,被任命代理尚书右丞,又进升为左丞,兼任门下侍郎。

    刘豫实行收取什一税的方法,名为古法,实际上是搜括民众,加上刑法严厉峻急,官吏们因而十分残暴。民众久遭兵灾,就更加贫困,许多人又被判罪入狱,境内百姓苦不堪言。右丞相张孝纯和范拱的哥哥侍郎范巽,竭力进言说明这些办法的弊端,请求仍实行履亩而税的方法,刘豫不肯听从。范巽还因此而被贬了官,从此以后没有人敢进言。范拱说“:我如果进言的话就会被认为和哥哥是同党,不进言百姓就会困苦不堪。我既然参与朝政,就要为百姓而进谏。”于是,他便上疏向刘豫进谏,大意是说:“国家以宋朝因重敛而亡作为教训,采用什一税法,本意在减轻民众负担,而官吏们实行的过于严急,使民众违犯禁令,这不是国家长久实行的良策。”刘豫虽然没有立即听从,也并不处罚他。范拱便让刑部上奏各路以税抵罪的总人数多达一千多人。刘豫见人数太多,便更改为五等税法,但民众仍然认为赋税过重。

    齐国被废以后,梁王宗弼主管行台省事,范拱是他的属官。宗弼访查对民众有利和有害的事情,范拱请求减少百姓的赋税,宗弼听从了,百姓所交纳的赋税减少了三分之一,民众这才获得喘息之机。范拱不轻易赞誉别人,但对有才干的人都加以举荐,李南、张辅、刘长言都是范拱举荐的。刘长言从汝州的郏城县酒监被提升为行台省郎,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被提升的,范拱自己也绝口不谈。后来,他因久病而请求到近郡任职,被任命为淄州刺史。皇统四年(1144),以疾病为由请求退职,于是以通议大夫名义退休。他静居书室读书,很少和妻子交谈。

    金世宗在济南时就听说了他的声名。大定初年,范拱上疏奏事。七年(1167),朝廷征召他入朝,任命为太常卿。负责有关郊祀的事务。有人进言说,过去历代建都于长安和汴京、洛阳,所以确定泰山、华山等为五岳,如今既然定都燕京,应当另行确定五岳的山名。寺中的臣僚们以诗经?嵩高疏中有“周朝建都酆镐,以吴岳为西岳”的话为据。范拱认为不对,他在奏议中说:“轩辕皇帝居于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帝居于蒲坂,在华山之北。以此而论,并没有根据所定居的都城而改变五岳的祭祀山名。”后来也就确定不改变祭祀的山岳。范拱曾经说“:礼官应当遵守礼法,法官应当遵守法令,像汉代的张释之可以说是能够真正守法的人了!”所以他所说的意见也就成了确定不可改变的。大定九年(1169),他又再次退休,死在家中,年纪七十四岁。

    杨伯雄,字希云,真定藁城人。八世祖杨彦稠,后唐清泰年间,任定州兵马使。后来跟随后晋国君北迁,便居住在临潢。他的父亲杨丘行,任太子左卫率府率。

    杨伯雄在皇统二年(1142)中进士,海陵王留守中京时,杨丘行在那里当幕府官员。杨伯雄前来省亲,海陵王见到之后,十分器重他。过了许久,他被调任韩州军事判官。有两个盗贼装成商人,说是受到旅店主人的欺负,一同跑来州衙中陈诉,其实是想挟迫杨伯雄。杨伯雄细心地觉察到他们的奸诈,便将他们抓起来审问,一起抓获了他们的同党十多人,一郡人都惊讶和敬服。又升任应奉翰林文字。当时,海陵王执政,他自以为和杨伯雄是旧相识,便吩咐他时常到自己家里走走。杨伯雄应许了但并不去。有一天,海陵王很奇怪地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君子受知于人就应当以礼而进,依附于别人四处钻营,不是我平素的性格。”从此,海陵王更加厚待他。

    海陵王篡位自立后,过了几个月,提升他担任右补阙,改任修起居注。海陵王急于求得国家大治,经常和他谈论到深夜。曾经问道:“国君治理天下之道,以什么为贵?”杨伯雄回答说“:贵静。”海陵王听后沉默不语。第二天,又问他说:“我迁徙了诸部猛安分别驻守边境戍镇,前夜的回答是不是认为这种做法不合乎静的?”回答说:“移兵以分驻边境,使之能够南北相互联系,这是国家长久之计。我所说的静,是指不扰民。”二更时分,又询问杨伯雄有关鬼神的事情。杨伯雄进言说“:汉文帝召见贾谊,夜半时分,向前移动坐席,不询问有关百姓的事情而问鬼神之事,后世人颇以此来讥笑他。陛下如果不认为我学识浅陋愚昧无知的话,希望能够问及治理天下的大计,鬼神之事我不曾学过。”海陵王说“:你只管随便说说,以减轻夜间的困倦罢了。”杨伯雄无可奈何,便说:“臣下家里有一卷书,里面写有人死后复活的故事。人们便问地狱中的官员,怎样给以免罪。回答说,你设一本日历,把白天所做的事情,在夜里记录下来,凡是不能写上去的就是不应当做的事情。”海陵王听后,脸色变得庄重起来。夏天时,海陵王登上瑞云楼乘凉,他让杨伯雄作诗。诗的末章写道:“六月不知蒸鰘到,清凉会与万方同。”海陵王看后很高兴,拿给身边的人看并说:“伯雄一说话就忘不了进行规劝,当臣子的就是应当这样啊!”再迁为兵部员外郎。守父丧,服终起任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迁任直学士,再改任右谏议大夫兼任著作郎,修起居注如故。

    皇子慎思阿不去世,伯雄因和他一起值班的同僚私下议论而获罪受责罚,话语写在海陵诸子传中。海陵王商议南征江南时,杨伯雄上奏说:“晋武帝平吴时也都是任命将帅出征,何必亲自总领军队?”海陵王不听劝谏。于是,免除了他修起居注的官职,也不再召见他。

    大定初年,被任命为大兴府少尹,因服母丧而离职。显宗当皇太子时,挑选东宫的属官,张浩向他推荐杨伯雄,于是在服满后被起用任少詹事。杨伯雄哥哥的儿子蟠担任左赞善,他们进谏时言听计从,当时的舆论都以此为荣。杨伯雄收集了古代的太子贤能的和不肖的事迹,写成一部书,书名叫瑶山往鉴,进献给朝廷。这本书和他又进献的羽猎、保成等箴言,都受到朝廷的嘉奖和采纳。又被任命为左谏议大夫、翰林直学士。正遇到太子詹事职务缺人,宰相又举荐杨伯雄担任。皇帝说“:伯雄不能离开我的身边,而东宫也需要他去辅导。”于是任命他为太子詹事兼谏议大夫。

    大定六年(1166),皇帝巡幸西京,准备顺道到凉陉去避暑。杨伯雄领着谏官们一起进宫劝谏。皇帝说“:让我再慢慢考虑。”而杨伯雄仍然劝说个不停。同僚们都已经引退出去了,杨伯雄又过了很长时间才起身告退。当年到了凉陉,在巡行过程中果然出现了疏漏和失误。皇帝又回想起杨伯雄说过的话,当回宫以后,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并对身边的近臣们说:“群臣之中有才干有气度的人不少,但没有人像伯雄那样忠实。”皇帝又对伯雄说:“龙逄、比干都是因为忠谏而死的,如果他们能够遇到明君,怎么会这样呢!”杨伯雄回答说“:魏征愿意成为良臣,正是因为他认为自己遇到明君啊!”于是,皇帝对着宰相们说:“尚书上说:‘你们不要当面表示听从,离开以后又另有说法。’我和你们一起治理天下,事情可不可行,应当立即当面陈说。卿等位居卿相,正是行道扬名之时,如偷安自便,侥幸于一时,如何向后世交代?”群臣都高呼万岁。

    大定十二年(1172),杨伯雄改任为沁南军节度使,又召回朝廷任翰林学士承旨。丞相石琚退休时,皇帝问他:“谁能替代你?”石琚回答说“:伯雄可以。”当时人议论都认为石琚举荐得人。朝廷又任命杨伯雄代理詹事职务。他知无不言,提出了许多匡助朝政的好见解。后来宫廷中的官员有狡诈善变的人时,人们便必定以称赞杨詹事的正直来使他羞耻。后被任命为定武军节度使,改任平阳尹。起先,张浩曾经在平阳任职,有仁政。杨伯雄当了平阳尹后,百姓们都称颂他,并说:“前有张,后有杨。”又改任河中尹。死时六十五岁,谥为庄献。他的弟弟叫伯杰和伯仁,族兄名伯渊。

    萧贡,字真卿,京兆咸阳人。大定二十二年(1182),中进士。调为镇戎州判官、泾阳县令、泾州观察判官。补为尚书省令史。依照旧规定,必须试补两个月以后才正式补用。萧贡到尚书省只试用几天,上司就认为他有才干,当即正式补用他。后晋升为监察御史。提刑司上奏说,萧贡在泾州时有美政,因而被升任北京转运副使。双亲年老,便回家归养。

    左丞董师中、右丞杨伯通举荐萧贡有文学才能,被任命为翰林修撰。萧贡上书朝廷说:“近年的弊端,在于选拔人才不注意器度见识和品行,只要善于写文书、不涉及吏议的就是能干。用人时不注意因才任职,只拘泥于资格加以任用。爵名重器的赐予不慎重,人人怀有侥幸之心。选用守令不重视真才实学的人员,民众遭受其害。希望朝廷提拔真才以振改浅薄的习俗,考核功绩才能以确定职务功业,慎用名器以抑止侥幸之心,注重守令的选用以厚邦本。然后政令和教化可行,百事可举了!”皇帝下诏让文臣们写一篇唐用董重质诛郭谊得失论,萧贡所写的被评为第一名,获得皇帝赏赐的上等缯帛四端。萧贡评论当时治政方面的五弊、开言路方面的四难,言辞恳切,被改任为治书侍御史。守父丧,服丧期满重新任用,后改任右司员外郎,不久又转任郎中,升国子祭酒,兼太常少卿,他与陈大任一起修订辽史。又改任刑部侍郎,历任同知大兴府事、德州防御史,三次升迁任河东北路按察转运使。

    大安末年,改任彰德军节度使。因“兵起不能守住城池,亡失百姓”的罪名,被降为同知通远军节度事。不久,又改任静难军节度使,历任河东北路、南京路转运使、御史中丞、户部尚书。南京戒严时,被指责军储物资缺乏治罪,皇帝下诏释放他不予追究。兴定元年(1217)退休。元光二年(1223)去世,谥为文简。萧贡好学,读书到老也不倦怠,注有史记一百卷。

    温迪罕缔达,通习经史,从女真字开始任官,累迁至国史院编修官。起初,丞相希尹创造了女真字,并设立学校,让讹离剌等人任教。后来读的人越来越多了,他就转为学习经史。原先纳合椿年、纥石烈良弼都是从这条路后来直当到丞相的。温迪罕缔达被认为是最精深此道的。大定十二年(1172),朝廷下诏要缔达所教的学生学习做诗和策文,如果写得有文采的,就根据才学加以任用,自愿继续学习的也听从选择。大定十三年,设女真进士科。当年,徒单镒等二十七人中进士。十五年,温迪罕缔达升任著作佐郎,和编修官宗璧、尚书省译史阿鲁、吏部令史张克忠一起翻译和注释经书。累迁任秘书丞。

    大定十九年(1179),改任左赞善,因母亲年老请求离职归养。显宗派内直丞六斤对温迪罕缔达说:“赞善,开始时并未任命你当这个官职,皇上对我说:‘我得到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才,学问博通,应该让他来辅导你有关德义方面知识。’过了几天,任命你当了赞善。我自以为亲身受到有关德义方面的教益,不胜欣喜。你现在还不能离去,不要心中为难。”过了许久,转任翰林待制,死于任上。明昌五年(1194),追赠为翰林学士承旨,谥为文成。

    张翰,字林卿,忻州秀容人。大定二十八年(1188)中进士,调任隰州军事判官。有人诬告一家兄弟三人拦路抢劫,张翰暗访得知真实情况,就向州里说明并释放了他们。历任东胜、义丰、会川县令,补任尚书省令史,又任户部主事,升为监察御史。服母丧,服终,调任山东路盐使。服父丧,起复任尚书省都事、户部员外郎。大安年间,平章政事独吉思忠、参知政事承裕行省戍守边境,张翰任左右司郎中,由于意见不一致,处置不得法,张翰多次力争不被采纳。承裕被逮捕后,卫绍王知道张翰事先已经提过不同看法,便召见他并加以安慰。改任知登闻鼓院,仍兼原来职务,又升为侍御史。贞祐初年,任翰林直学士,充元帅府经历官。中都戒严时,调度有方,改任户部侍郎。

    金宣宗迁都汴京,张翰规划筹措粮草并随从至真定,他上书皇帝进言五事:“一为强本,也就是要聚集兵士、迁徙豪强,以充实南京。二为足用,也就是说应当依照蔡州、汴河的旧渠道来通漕运。三为防乱,就是应当聚集义军,发给官印,让他们相互统帅,以使内部安定不致反复。四为省事,是说县、邑不能自保的应当加以合并,既可减少官员人数,又便于防盗。五为推恩,也就是应当广施恩惠,以示天子所在地值得庆幸的意思。”皇帝略加施行了。

    张翰一向善于治理烦难的事务,每到一处就办理得有条不紊。升任河平军节度使、都水监、提控军马使,不久又改为户部尚书。当时,刚迁都南京,各种事情正是草创阶段,张翰处置得有条有理。当年去世,谥为达义。

    张行简,字敬甫。他聪明而又苦学,博通经史。大定十九年(1179)考中第一名进士,被任命为应奉翰林文字。因母亲去世而服丧,葬母于益都,闭门读书,没有人能够见到他。服丧期满,恢复原职。金章宗即位后,转任修撰,进读上奏朝廷的奏疏等,代太常博士。夏国派使者前来慰问,准备在皇帝去世的灵殿举行祭祀。张行简说:“他是被派来访问的,不是专祭的使者,不能这样。”朝廷商议准备广赐给高丽物品。张行简说“:近时我国派使者前去报丧,他们因一些小事加以阻拦,况且出言不逊,必须等移问的文书答复之后,再广赐不迟。”徒单克宁认为他说得对,对他十分器重。又转任翰林修撰,和路伯达一同进读上奏的疏文。累迁至礼部郎中。

    司天台刘道用修改了新历法进上朝廷,皇帝下诏让学士院重新确定历法的名称。张行简上奏说,请再校正和测验一段时间,等以后月食时计算得没有差错,然后再赐给历名。皇帝诏令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等人再行校正。党怀英等校定刘道用上奏的新历:明昌三年不设闰月,就将闰月作为三月;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金星和木星都在危十三度的地方,而刘道用的历法是在十三日,相差一天;三年四月十六日夜里发生月食,新历计算的时刻和实际月食时刻不同。刘道用没有考察和检验古今的记载,也没有经过事实的验证,轻率进上朝廷,不能使用。刘道用被判了一年徒刑先关押后被赎出,任长行的彭徽等四人各被责打八十杖后罢免。

    群臣多次请皇帝上尊号,章宗不答应。当准备下诏书颁布天下时,张行简上奏说“:往年饥民遗弃子女,有的送给人家收养,后来朝廷下诏让官府为他们收养或赎回,有的其父母衣食稍微充裕之后,就又去领认,官府也就判还给他们。从此之后,灾荒年景,孩子流亡于道路之上,没有人肯去收养,许多人因而饿死和病死于沟壑之中。我见近代发布的救灾诏书,上面都写上‘以后不得复取’的字样,如今请仍依照施行。”皇帝赞同他的话,令中书省照办。过了许久,张行简又兼同修国史,又改为礼部侍郎、提点司天台,直学士、同修国史如故。

    张行简进言说“:唐朝制度,仆射、宰相上任时,百官通班祝贺,仆射、宰相降阶答拜。国朝的皇太子在正月初一、生日时,三师、三公、宰相以下官员同班前往拜见祝贺,皇太子站立接受拜贺然后答拜。而现今尚书省正副主官上任之日,分为六品以下官员排为一班拱手祝贺,正副官员坐而答礼;左右司郎中五品官员上堂拱手祝贺,正副官员也是坐着答礼。我认为身体坐着举手答礼,近于坐下接受祝贺。这样,正副官员接受祝贺的礼仪,比皇太子还隆重,恐怕于理不妥。区别事情的大小,这是礼仪方面的重要问题,请让宰执官员上任之时,令三品以下官员同班祝贺,宰执官员起立,依照见三品官的仪式拱手答拜。”皇帝说:“这种事情怎么不早些加以区分和纠正呢?或者是都省擅作主张的,卿所论极是。”张行简回答说“:礼部曾经参考古今的礼仪,拟定了各种仪式,但省廷不肯听从,便更改以后上奏了。”皇帝将张行简的意见交尚书省商议,于是照他办法实行了。所以宰执们上任之日,三品以下官员一起向他祝贺,宰执们起立答拜的礼节,是从这时开始实行的。

    张行简又在和皇帝对问时,论及典章制度的故事是一门学问,请求在太常博士下面设置两名检阅官员,让精通礼学但资历较浅的人担任,等资格比较深了就升为博士。又说“:现今虽然有国朝所编的集礼,可是有关食货、官职、兵刑沿革等方面,都尚未成书,请求编成会要,以传于后世。”承安五年(1200),他被升任侍讲学士,同修国史、提点司天监如故。

    泰和二年(1202),他担任了给宋朝国君生日祝寿的副使。皇帝召见了正使完颜瑭,告诫他:“你过境以后不要喝酒,各事听从张行简的。”又对张行简说“:宋人行礼时,喜欢关注一些细节问题,如果有不合适的,都应加以纠正,凡是旧例有的不能不办。”接着又说“:我听说以前派去的使者过淮河时,往往到中流,就在分界线争渡船,这实在非礼,你自己事先告诉船工,并且对宋国使者说:‘两国和好日久,不要争论细节小事伤了大体。’多说几遍,让他们都知道我方意图。”泰和四年,又下诏说:“每当奏事时,必须让张行简常在身边。”

    泰和五年,群臣又上疏请皇帝上尊号,皇帝不答应,让张行简写诏书做批答,同时又询问他宋朝的范祖禹曾经写了唐鉴一文论述上尊号的事情。张行简回答说“:司马光也曾经反对上尊号的事情,不过文章没有范祖禹的言词深刻,范认为臣子在皇帝活着的时候就给国君上谥号,颇令人想起伤感的事情。”皇帝说“:你就用范祖禹的意思加以回答,并且说,太祖虽然有尊号,太宗却没有接受过。”张行简要求写文词时不拘泥于用对偶句式,引用范祖禹的一些看法来说明问题。皇帝答应了,这篇诏文写得深刻而有雅意,是一篇很好的代言体文章。

    后来,张行简改任顺天军节度使。皇帝对张行简说“:你过去没有治理过民众之事,如今前往保州,这里民情奸伪,难以一时揣测,怎样治理比较合适?”张行简回答说“:微臣遵奉法令,不敢违背,狱讼之事,以详情细察,管好官吏,抑制豪强奸猾之徒,以安定为主,大概能有所成就吧!”皇帝说:“你到任半年或一年后,将所了解到的利害方面重要问题上奏。”张行简到保州以后,上书奏说:“近些时候,收官田给军队所用,早已定过。有再来请求另外拨给的,也都按照要求给予,这事至今不停。但这些名为官田,其实是收取民田送给的,夺民与军,只会开启争端。我所管辖的地方已拨给深泽县田地三百余顷,但又来报告说水淹和沙碱地有三分之二,如果全部听从,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认为应当确定一个日期,不允许再求告为便。”皇帝将奏书批下尚书省议定,尚书省奏请:“如实有被水淹和因河岸崩塌不能耕种的,由本路和运司的佐官查验,尚书省批给按察司复核无误后,再行改拨。如沙碱地贫瘠,应当照已拨为定。”皇帝批示“:可以。”

    泰和六年(1206),召回任礼部尚书,兼侍讲、同修国史。秘书监送上太一新历,皇帝诏令张行简校定。七年,皇帝派中使冯贤童送来一封封好口的御书给张行简,信上说:“朕念及镐、郑二王违背天理,自遭灾祸。草草葬于郊野,已历多年,朕十分痛惜。想追改恢复原来爵位,备礼改葬。卿可详细查阅唐贞观年间追赠隐、巢,以及前代故事,密封奏闻。”又说“:我想让石古乃在威州选择地方埋葬,按时令进行祭奠,同时让卫王从几个孩子中选一人立为郑王的后嗣,认真祭祀。此事既已实行,以理必须下诏,你可草写一封诏文,大体写就后一起封好进上。”张行简便将汉朝淮南厉王刘长、楚王刘英、唐朝隐太子建成、巢剌王元吉、谯王重福的故事一起进奏,并写好了诏书同进,于是加以施行。累迁至太子太保、翰林学士承旨,尚书、修史如故。

    贞祐初年,转任太子太傅,他上书谈论议和一事,大意说:“东海郡侯曾经派人来商定议和,因计较一些细节,拖延不决。如今都城危急,怎能拒绝。臣愿陛下再加考虑,暂且包容荒垢,以救生灵。或者如同辽、宋,同为敌国,每岁送去币帛,或二三年送一次。要选派忠诚干练的人员,前去议和,大概可以成功,这样可以缓解目前困境。”当时,百官们的议论,虽然有所差别,但大体以和为主。庄献太子去世后,宫中不设师傅官员,张行简被升为翰林承旨,二品,以示优宠,其余所兼任职务如故。

    三年七月,朝廷预备秋天防敌的器械,下令内外官员不论服丧或退休在家的,都要预备弓箭。张行简上书说:“弓箭不是通常使用之物,那些家境清贫以及中下级官员,服丧退休者,哪会有所规定的兵器。如今以军期规定,只能修补残破损坏的,以求应付命令而已,这和仓促制造出来的有何区别?如果在各州郡和猛安谋克人的家里收取,选择优良的购买下来,不够的部分,让有关部门按价购买,这样就能不扰民而事情可以办好。”左丞相仆散端、平章政事高琪、尽忠、右丞相贾益谦也都说:“服丧和退休的人可以免去。”代理参政乌古论德升说“:官员们长期享有爵位俸禄,战事兴起以来,对国家没有一点裨益,况且如今事情已确定并在实行中,再为更改,怎么取信于天下?”这次争议结果,那些服丧和退休在家的官员因而得以免除。当年,张行简去世,赠封银青荣禄大夫,谥为文正。

    张行简品行端正,办事细心谨慎,被皇帝所知遇。他从初入翰林院到太常寺、礼部,终身掌管贡举官员的要职,缙绅们都以此为荣。他和弟弟张行信同居几十年,没有人说过闲话。所写的文章有十五卷,礼例纂一百二十卷,有关会同、朝献、。。舉祭礼、丧葬等事,均有记录,同时还有清台、皇华、戒严、为善、自公等书,都收藏在家里。

    刘炳,是葛城人。每次读书,看见古代为国家万世安定谋划策略的忠臣烈士,就赞叹仰慕。贞祐二年(1215)中进士第,当天上书皇帝分列了适宜做的十件事:

    “其一曰:任用诸王来安定国家。我看过去几年,王师屡战屡败,大都是自己先输。太平的日子长了,人民不懂军事,将帅没有才能,既没有平定患难的谋略,又没有效力至死的节操,对外假托做事谨慎的美名,内心为自己的安全打算,挑选勇猛果敢的跟随自己,委派疲惫懦弱的到阵前交战,阵势稍有移动,望尘先逃,士卒跟着跑而大败。朝廷不加追问,只是增加兵力。因此法度日益混乱,仓库空虚,市井衰败,土地日缩。从圣驾南迁,远近相望,更无斗志。官吏把在河北任职当作不幸,徘徊退避,没有人敢前进。从前唐天宝末年,洛阳、潼关相继失守,皇帝夜逃,如果不是太子返回灵武,统帅诸将,那么西行的人将老死在剑南。我希望皇上把各王中杰出的人选出来,统领天下兵马,驻军北方重镇,向远近地区传递檄文,警告有关军政要事。那么四方闻风者都将自奋,前死不避。抵御敌人的困难,无大于此。人们可用勇气激励不可用力强制,一卒先登,则万夫齐奋,这就是古人首先以身作则然后威严发令的原因。

    “二曰:取得人心来稳固基业。天子给人恩惠,不在于给予,在于消除他们共同的忧患,按他们所需利益来给他们好处。如今艰危之后,有必要施加恩惠,根据他们想要安定而慰抚他们,那么忠诚亲近皇上之心意,应当比前日更浓。我希望皇上放宽赋役,对发出的号令讲信用,凡事不利的一切停罢。常派重臣巡行郡县,邀请长者,问他们的疾苦,选拔廉正,罢黜贪婪,拯救贫穷,救济孤独,勤勉以得到安定,那么他们就会效忠徇义,没有二志了。所以说,安民可帮助行义,危民容易引发叛乱,请皇上留心。

    “三曰:广收人才以备用。准备御寒的人必求貂狐,到远处去的人一定要养骐骥。河南、陕西皇上亲临,应当有用来大慰士民之心的作用。其中有操行被民敬仰的,稍提拔任用,日常可以劝勉风俗,缓急可以备有驱敌之策。昭示新恩,转变百姓的看法,心里想着天下人的想法。

    “四曰:选拔守令以安百姓。郡守、县令,天子治理国家所凭借,百姓维护生存所依靠的人。如今百姓疲惫,官吏昏庸,无安民利国之才,贪暴昏乱,与奸民做交易,公家给予斗粟之赋,私人占有万钱的贿赂,远近吵闹,没有告发的地方。自今不是才器过人、政绩卓异的,不可以在郡县任职。亲勋故旧,虽声望高资历深,也不可用为长吏。那么贤者因为特殊地使用他感到高兴,增尽其能,不贤的人惭愧羡慕而自然受到激励。

    “五曰:褒奖忠义以励臣节。忠义之士,奋身效命,力尽城破也不稍微屈服。事定之后,有司忽略不加察看,弃职的用恩惠宽免给予关心,而为事死节的人反而不见记载,天下还有什么用来仰慕畏惧,而不为自己安全打算的人呢?让做臣子的都知道死节没有好处,遇到危险可以苟且求全,实在不是国家的利益。

    “六曰:从事农业来广蓄积。这是最为富国强兵的重要方法,当今最紧急的任务。

    “七曰:推崇节俭以省财用。现在国内贪乏耗尽,田地荒芜,停止奢侈提倡节俭来延缓养民之急,没有比这先需要做的了。

    “八曰:去掉冗食来助军费。战乱之后,人员死亡十有四五,郡县官吏像往常一样设置,实在不是详查权力挽救弊病的方法。

    “九曰:整顿军务以熟习守战。自古名将以谋略取胜,训练士卒,故可使赴汤蹈火,百战不殆。孔子说:‘用没有经过训练的士兵作战,这叫抛弃他们。’兵法说‘:兵器不锋利,是把他的士兵送给敌人。士兵不反复训练,是把他的将送给敌人。将不知兵,是把他的主送给敌人。主不选将,是把他的国家送给敌人。’怎么能不慎重呢!

    “十曰:整修城池来准备守御。保障国家,只有都城和附近数郡罢了。北方之地失守,这就没有河朔一带了,黄河怎么能够足以凭借呢。”

    书奏上去,宣宗感到惊奇。再次考试问他说:“河北城镇,什么方法可以保住?兵民杂乱居住,什么方法可以使他们和睦?纸币制度如何贯彻?物价怎样才能平稳?”刘炳的回答大略是慎重选择守将那么城邑可以巩固,兵不侵扰百姓就可以使兵民和睦相处,聚集分散,相互平衡那么纸币制度可以通行,奖励农业减少赋税那么物价可以平稳。宣宗虽对他说的感到惊异,但是不能采用,只给他补个御史台令史罢了。

    评论说:刘炳可谓是会说的人。宣宗召见廷试而他没有言辞失当,仅拿个台令史来奖赏他,这足够提高士气吗?

    术虎高琪,或写成高乞,是西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七年担任护卫,转为十人长,出任河间都总管判官,又召回任武卫军钤辖,升为宿直将军,授为建州刺史,改任同知临洮府事。

    泰和六年(1206),讨伐宋国,他和彰化军节度副使把回海防备巩州诸镇。宋军一万多人从巩州辘轳岭入侵,高琪奋力迎击,打败了他们,受赐银百两,各色彩锦十端。青宜可前来归降,诏令知府事石抹仲温和术虎高琪一同出界,和青宜可合兵继续进攻。皇帝对术虎高琪说“:你年纪还轻,近来听说在和宋军作战时奋力勇敢,我很高兴。如今和仲温一起出境攻打,如果成功,高爵厚禄,我是不会吝惜的。”

    朝廷下诏封吴曦为蜀国国王,派高琪为封册使。皇帝告诫他说“:卿喜欢读书又懂事,蜀人也听知你的盛名,不要因财物而动心,有失国家大体。如果跟从的人员有违礼生事的,你和乔宇严加观察回来上报朝廷。”出使回京,加封为都统,号称平南虎威将军。

    宋将安丙派李孝义率领三万步骑兵攻打秦州,他先用一万人包围皂角堡,高琪领兵救援。宋军在山谷列下阵势,以战车为左右翼,设下弓弩前来迎战。两军交战后,宋军假装败退。高琪见宋军设有埋伏不能前进,便让军队后退以整顿阵容,宋兵又来战。先后打了五仗,宋军越加坚固,难以取胜。高琪便将军队分为两队,一队出战一队休息,那部分战回这部分又出去接战,相互轮换。过了许久,他又派蒲察桃思剌悄悄带一部分军队上了山,从山上居高临下,前后夹击,大败宋军,斩首四千级,活捉几百人,李孝义这才解围而去。宋兵三千人占领马连寨准备进攻湫池,高琪派夹谷福寿打败了他们,斩首七百余级。

    大安三年(1211),累官至泰州刺史,带领礣军驻守在通玄门外。不久,缙山县升格为镇州,任命高琪为防御使,代理元帅右都监,所领的礣军也分别各有赏赐。至宁元年(1213)八月,尚书左丞完颜纲领兵十万在缙山设置行省,兵败。贞祐初年,高琪晋升为元帅右监军。闰月,皇帝对高琪说:“听说有关军中事务都要等待朝廷答复才办,这样能不失去机会吗?从今以后应当当机立断,我只是要求你们取得成功罢了!”

    当月,皇帝下诏将高琪的军队从镇州调回镇守中都南面,到达良乡时难以前进,便返回中都。他每次出战都失败,纥石烈执中警告他说:“你连吃败仗,如再战不胜,当以军法从事。”再出战果然又败。高琪害怕被杀。十月十五日,高琪带军队入京,进而包围了纥石烈执中的家,杀了执中,提着他的首级到朝廷请罪。金宣宗赦免了他,并任命他为左副元帅,一起的将士都各有封赏不等。三十日,下诏说:“胡沙虎蓄谋叛乱,罪行显露,难以尽言。武卫副使提点近侍局庆山奴、近侍局使斜烈、直长撒合辇曾多次陈奏,正打算加以除去。斜烈将这个意图泄漏给按察判官胡鲁,胡鲁告诉了翰林待制讹出,讹出告诉了高琪,本月十五日将胡沙虎杀了。因为这件事怕臣民恐惧猜疑,故特广下书札,不隐匿内情。”议论者认为是术虎高琪擅自杀了胡沙虎,所以才发布这份诏书。不久,任命术虎高琪为平章政事。

    金宣宗在论及马政时,对高琪说:“往年到西夏买马,现在西夏还肯卖吗?”高琪回答说:“木波养了许多马,可以买到,收取边境部落的马匹,数量也不少了。”宣宗说:“把边境的马匹都收来,遇到危急时怎么办?”过了三天,高琪又上奏说:“河南各镇防备部队有二十多军,估计可以得到精锐骑兵二万,这样危急时也就够用了。”宣宗说:“马匹虽多,饲养有一定方法,练习也有固定时间,详告各有关方面让他们多加留心。”贞祐二年(1213)十一月,宣宗问高琪说:“所制造的兵器往往不能用,这是谁的罪责?”回答说“:军器的好坏在于兵部,材料物资则属户部,工匠则归工部。”宣宗说:“要治罪,否则将会坏了大事。”宣宗问杨安儿的事,高琪回答说:“贼人据险固守,我让主将用石墙将他围在里面,这样就跑不出来,早晚可以活捉他。”宣宗说:“可以加急进攻。如果让敌人力战突围,我军必有伤亡。”

    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从中都商议军事回京,上书求见皇帝,并请求屏去左右随从。过去有惯例,上奏秘密要事时就让左右退下。前些时候,太府监丞游茂因为高琪威权过大,朝内外都害怕,他常因此感到忧虑,便入见皇帝,屏去左右密奏,请皇帝加以抑制。宣宗说:“既然已经委任了他,权力怎么会不重?”游茂回去以后心中不安,就又想交结术虎高琪,便跑到他家里上书说:“宰相自有制度,怎么能够因此而招致国君的猜疑,使天下人在背后议论。”他还怕高琪不相信,又说:“我曾经私下见了皇上,他确实厌恶相公权力过重。相公如能任用我的话,我一定能够使皇上不怀疑,下面也没有人加以议论。”高琪听说游茂曾经请求屏去左右向皇帝奏事,心中怀疑,便将这事奏告皇帝。游茂论罪应死,下诏免去死刑,责打一百杖,除名。从此凡是屏退左右奏事的,一定让一位近臣侍立于旁。当完颜素兰请求密奏皇帝时,就将他召到近侍局,给他纸笔,让他把想说的话都写在上面。过了一会儿,宣宗在便殿召见他,只留近侍局直长赵和和在旁边侍立。完颜素兰上奏说:“近日,元帅府商议要削去伯德文哥的兵权,朝廷便下诏他统领义军。可是,他不肯接受改任的命令,元帅府已准备讨伐和逮捕他,朝廷却又下诏赦免了他,而且不让他的军队隶属于元帅府。不知是谁替陛下出的计谋,我在外面听到传闻都说出自平章高琪。”宣宗说:“你怎么知道这事出自高琪?”素兰说“:臣下见到伯德文哥送给永清副提控刘温的文书上说,差人张希韩从南京回来,说是副枢平章处理这事,已上奏让伯德文哥隶属大名行省,不必听从中都帅府的管束。刘温便将此事告知帅府。由此可见,术虎高琪和伯德文哥相互勾结,此事已清楚了。”皇帝点了点头。完颜素兰又上奏说“:高琪原来没有多少功劳和声望,以前是因为怕死而擅自杀了胡沙虎,这是无可奈何才采取的办法。他嫉忌贤能,私结党羽,窃夺威权,作威作福。去年,京都有位书生叫樊知一的去见术虎高琪,对他说礣军不可信任,只怕会发生变乱。高琪用刀杖把他杀掉了,从此没有人敢再进言军国大事了。他又派同党移剌塔不也任武宁军节度使,招抚礣军,但徒劳而无功,又任命他当了武卫军使。依臣所见,这个贼臣灭乱朝廷纲纪,残杀忠良,实在有不让国家安宁和得到治理的心思。望陛下果断处置,才是社稷的福祉啊!”宣宗说:“让我慢慢考虑。”完颜素兰离开时,宣宗又告诫他说“:千万不可泄漏。”

    四年十月,大元的大军攻下了潼关,到达嵩、汝之间,待阙台院令史高嶷上书说“:原来在河朔失败时,朝廷没有及时出兵应战,这是首次失去机会。当深入我国境内时,都城中精兵不下数十万人,如果尽力为国作战,必定没有今日之忧,这是第二次失去了机会。退却之后,又不商议追击敌人,这是失去了第三次时机了。如今敌人已越过关隘,不加紧进行防御,祸患更深重。请命令平章政事高琪当元帅,以满足大家的愿望。”上书后没有答复。御史台说“:敌军越过潼关和崤关、渑池,深入重地,已近至京城西郊。敌人知道京城驻有重兵,因此并不攻城讨战,只是用游击的骑兵部队阻断交通要道,另派军队攻打各州县,这也是逐步围困京城的办法。如果只是专心防守京城,中都危险的情景又将见于今日。况且如今公家和私人的积蓄财物不及中都的百分之一,这是臣等感到寒心的事。敌人不攻京城而另外派部队攻打州县,这是如同要在心腹中放火,先放在手足之上,实际上都是身体一部分,请陛下认真细察。请将陕西部队扼守潼关,跟右副元帅蒲察阿里不孙形成掎角之势,选派在京都的勇将十几人,让他们各带领几千精兵,随机作战,边战边守,同时下令河北部队,也以这种办法对付敌人。”皇帝诏令交尚书省。高琪上奏说“:朝官们平时不懂军事,防备敌人的计谋,不是他们所能知晓的。”于是将这份奏疏搁置下来。高琪只想留下重兵防守南京,使之稳固些,州县被攻破,他并不心疼。宣宗被他所迷惑,对之言听计从,终于导致自毙。不久,升任术虎高琪为尚书右丞相,他上奏说:“凡是监察有失于纠正弹劾的请遵从本法。如果使者入国以后,私通言语,告知本国事情的,或宿卫、近侍官员、承应人出入于亲王、公主、宰执重臣家里的,因灾荒受伤害而缺少食物,体察情况不实,致伤亡人命的,转运军储物资,却装载私货的,以及对参加考试的举人关隘检查不严的,一并给予杖责。在京城连犯两次的,朝官降为监察一等以抵罪,其余的只由专差坐罪。任满时确定官员升降,如果在任内有漏于审察的事情应当处置的,依照规定属于称职一类的,只以平常认定;政绩平常的,按照降罚一类处置。”皇帝认为可行。高琪又请求修筑南京的内城。宣宗说“:这个工程一动工,民众就受累了。城池虽然坚固了,能够独自安宁吗?”

    起初,有个叫王世安的向朝廷进言,献攻取盱眙和楚州的计策,枢密院上奏请求任命王世安为招抚使,选派有勇有谋的两三个人一起前往淮南,招抚红袄贼徒和淮南的宋朝官员。宣宗同意奏请,诏令泗州的元帅府派人随同前往。兴定元年(1217)正月初五,赴宋朝祝贺新年的使者上朝辞行,宣宗说:“听说息州那里跑来许多宋人,这是宋国边界上的饥荒民众在沿淮一带作乱,宋人怎么敢来进犯我国?”高琪请求攻打宋国以扩大国土。皇帝说“:我只要能够守住祖宗所交给的土地就够了,何必还要向外攻打。”高琪谢罪说:“如今雨雪如期而至,都是圣德所致。我国能够包容小国,天下大幸,我所说的过份了。”四月,派遣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南取土地,不久立即下诏罢兵,但是从此和宋断绝往来了。

    兴定元年十月,右司谏许古劝告宣宗跟宋国议和,宣宗让许古草拟文书,然后传示宰辅之臣。高琪说“:文辞中有哀告祈求之意,这是自示衰弱,不能用。”这件事也就停止了。集贤院咨议官吕鉴进言说“:南部边境屯兵几十万,从唐州、邓州至寿州、泗州,沿边民众逃亡将尽,兵士们也多有逃亡的,这也是人烟稀少的原因。臣下曾经任息州榷场监管,每场可以收入布帛几千匹、银子几百两,总计可以收得布帛几万匹、银子几千两,战争以来都失去了。这样,军士和民众都遭受逃亡之苦,而国家也失去日常收入,不是良策。如今正是隆冬严寒时节,我军骑兵可以来回驰骋,应当派重兵屯守边境,同时送去书信晓谕,这是有利的时机。如果等到春暖时,对方就处于有利时机,难以议和了。过去燕人抓获了赵王,赵派一位能言善辩的人去说词,燕国不答应,一位牧童请求前往,赵王于是得以放回。孔子走失的马匹,被车夫抓到了。人无论贵贱,只要适合办事,都可以取得成功。微臣虽然不肖,愿意效法牧童和车夫之智谋,请圣意裁断。”诏令尚书省提意见。高琪说:“吕鉴狂妄,无稽之谈,但他的气概还是值得赞赏的,可以让他到陕西行省,以备出使时所用。”皇帝表示赞同。十二月,胥鼎进谏伐宋的事情,谏语写在胥鼎传中。高琪说:“大军已经进发,不能再复议。”于是又停止了。

    二年,胥鼎上书进谏说:“钱粮这种繁杂之事,不是天子所能兼管的。天子总管大政,责成下面办好而已。”高琪说:“陛下效法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意,忧虑和勤于日常事务,日夜不停,这是将会取得太平的步骤啊!胥鼎所说的不对。”宣宗因南北两面同时作战而深为忧虑,右司谏吕造上奏章说:“请下诏让内外百官各自上密封的奏章言事,直言无所避讳。有时召见,亲自访问。陛下博采众议兼听,则让下属人员都能尽情表达意见,天下大幸。”宣宗表示赞许并采纳,诏令百官议论有关河北、陕西防守御敌的计策。高琪内心十分忌恨,不采纳一句话。当时,正修建汴京的内城,宣宗问高琪“:人们都在传言说这个工程恐怕难以修好,你以为如何?”高琪说:“终当修成,但城下壕沟来不及挖吧!”高宗问“:没有城壕行吗?”高琪说“:如果防守得法,即使敌兵前来,臣等越加能够效力。”宣宗说:“与其让敌人到城下,何如不让他们到这里更好。”高琪无话可答。

    高琪自从当了宰相以后,专力巩固权势和求得皇帝的宠信,擅自作威作福,和高汝砺一唱一和。高琪主管机要事务,高汝砺掌管财利大权,依附自己的就重用,不依附自己的就排斥。凡是进言时和自己想法相反的,或者自负有才干敢于同自己抗衡的,他便表面上向宣宗赞扬他的才能,同时让他到河北去办事,实际上是暗中置之死地。自从他不再兼任枢密元帅以后,便时常想掌握兵权,因而力劝宣宗攻打宋朝。他不再把河北方面事情放在心上,所有的精兵都布置在河南,苟且度日,不肯轻易出动一兵一卒,以援救危急的地方。

    平章政事英王守纯要告发高琪的罪状,密召右司员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鲜石鲁剌、令史蒲察胡鲁一起谋划。石鲁剌、胡鲁把这件事告诉了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仆散奴失不又告诉了高琪。英王因害怕高琪同党为数众多,因而不敢加以揭发。不久,高琪让他的奴仆赛不杀了他的妻子,然后归罪于赛不,要把他送到开封府杀掉灭口。开封府害怕高琪的威势,不敢追究真实情况,便判赛不死刑。事情被觉察之后,宣宗早就听说术虎高琪奸诈无恶不作,便因这件事而杀掉他,这时是兴定三年(1219)十二月间。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将英王的计谋告诉了高琪,论罪判死刑。蒲鲜石鲁剌、蒲察胡鲁各被责打七十杖,勒令停职。

    起初,宣宗准备迁都南京,打算把礣军安置在平州,高琪不愿意。当迁都汴京以后,宣宗告诫彖多,让他厚待这支军队,而彖多却很快杀了礣军的几个人,以致失败。宣宗到晚年时曾说“:坏我天下的,是高琪和彖多啊!”他终身引以为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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