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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洛登堡
在柏林，在北方，宏伟的建筑都是城堡。单是它们的外观就使人心情沉重。如果在土地丰饶，人口众多的地区，见到这类要塞，能使人生出合法防卫的想法；妇女和孩子们或是坐在离哨兵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或是在那儿玩耍；他们与哨兵形成了颇为有趣的对照。而在荒凉无人，杂草丛生的地方见到一座堡垒，就只会使人联想到人类的怒气：如果不是针对贫瘠和独立，这些城墙又是针对什么而垒的呢？非得要我这样的人，才会生出兴致，来这些堡垒脚下转悠，来听在这些沟堑里呼啸的风，来看这些为防御永远也可能不会出现的敌人的护墙。这些军事上的迷宫，这些面对面架在长草的凸角上的沉默的大炮，这些石头的突出部位(那儿不见人影，没有任何眼睛向你张望)如今令人难以置信地悲凉。在大自然和战争造成的双重荒凉之中，你在一片开阔地带的角堡下发现了一株雏菊。花神这么适意地躲在这个遮风避雨的地方，让你感到一丝慰藉。当我在意大利的城堡，看见一群山羊被拴在废墟上，牧羊女坐在伞形松树下；当我在耶路撒冷四周中世纪的城墙上，把目光投入塞德隆山谷，看见几个阿拉伯妇女踩着砾石爬陡坡，那些场景无疑也很凄凉；但是历史摆在那儿，现在的寂静只是让人更清晰地听到过去的声音。
我借德？波尔多公爵受洗的机会请假，获允后就准备动身。伏尔泰在给侄女的一封信中说，他看到斯普雷河奔流不息，流到易北河，易北河又奔流不息，投入大海，而大海接纳了塞纳河；他就这样南下去了巴黎。在离开柏林之前，我最后一次去拜访夏洛登堡：它既不是温莎，也不是马德里南边的阿朗珠埃和那不勒斯附近的卡塞特，更不是枫丹白露：别墅背靠一个小村庄，周围有一块面积不大的英国式园林，从那儿可以见到外面的一些荒地。普鲁士王后在这儿安息，对波拿巴的回忆再也不会扰乱她的生活。当年那位征服者带着军乐队和在耶拿浴血拼搏出来的部队突然出现在这里时，在这个清静的隐修所造成多大的喧闹啊！正是在柏林，在把腓特烈大帝的王国从地图上抹去之后，波拿巴才宣布实行大陆封锁，并开始考虑发动莫斯科战役；他的言论已经给一个完美的王妃心中带去了死亡：如今她安眠在夏洛登堡一个巨大的地下墓室里；人们为她立了一尊美丽的大理石雕像。我应坎伯兰公爵夫人之请，在坟墓上题了一些诗句：
游客：守墓人，告诉我，
在荫护这些泉源的参天松树下，
这座新建筑是什么？
守墓人：游客啊，有朝一日，
你的生命之旅将会终结：
这是一座坟墓。
游客：是谁躺在里面？
守墓人：一个充满魅力的人。
游客：人家喜欢她吗？
守墓人：人家爱戴她。
游客：开门让我看看。
守墓人：你若担心流泪，
就不要进入。
游客：我常常为希腊
或意大利流泪。
有人从死者的盛大仪式拿来这块大理石墓碑；
是哪座坟墓出让它以增加这里的魅力？
是安提戈涅还是柯尔内莉1
1安提戈涅(antigone)，希腊神话底比斯王俄狄甫斯的女儿，因违抗新王克瑞翁的禁令，埋葬阵亡的哥哥波吕尼刻斯，被拘禁在墓穴里，就在那里自缢。柯尔内莉(cornelie，公元前一八九一—一一一)，古罗马女子，西庇阿大家族的人，早年丧夫，含辛茹苦抚育儿子，是贤德的楷模。
守墓人：美人的形象激发
你的热情；
在我们的树林中走过她的生命。
游客：是谁替她在这些
饰有贴面的大理石墙上
一顶顶地挂上她的王冠？
守墓人：是些俊美孩童，
她在尘世的贞洁
使她得到这些宝贝。
游客：有人来了。
守墓人：这是一位丈夫，
他把脚步送到这里
悄悄滋养冥府的回忆。
游客：那么他失去了一切？
守墓人：不，他还剩王位。
游客：王位无法给他安慰。
从柏林卸任到伦敦赴任的间隙——德？波尔多公爵的洗礼——给帕基埃先生的信——德叫白恩斯托弗先生的信——安齐隆先生的信——坎伯兰公爵夫人最后一封信
我到达巴黎，正赶上给德？波尔多公爵举行洗礼。路易十四的孙子的摇篮是从国外邮购的，我曾有幸为它付过邮资，可是它也和罗马王的摇篮一样失踪了。在与罗马王不同的时代，卢韦尔的暴行可能确保亨利五世的君权。可是对于杀人犯罪的人，杀人不再是一种权利。
德？波尔多公爵的洗礼举行以后，人家又把我安排进内阁：把它夺走的是德？黎塞留先生，把它归还的还是德？黎塞留先生；弥补过错给我带来的快乐，并没有超过犯下过错时给我造成的伤害。
当我自以为将回柏林去看那些乌鸦时，局势变得复杂：德？维莱尔先生退出了内阁。我忠于友情和我的政治原则，认为应该与他一同退出政坛。于是我致函帕基埃先生：
男爵先生：
本月十四日，您打算召我去府上，宣布我必须再赴柏林任所。我荣幸地回答您，由于德？科比埃尔和德？维莱尔两位先生似乎要退出内阁，我的义务就是追随他们。在代议制政府的工作实践中，同一观点的人习惯于分享同一命运。男爵先生，习惯要求我做的事，荣誉命令我做，既然这不是得到，而是失去恩宠。因此，我现在书面向您重申口头曾向您提出的要求：辞去驻柏林宫廷全权公使的职务。男爵先生，希望您能将我的辞呈放在国王脚下。我恳求陛下接受我的理由，并且相信，我对他屈尊给予的恩情深怀感激与敬意。
我谨等等。
夏多布里昂
一八二一年七月三十日于巴黎
我向德？伯恩斯托弗伯爵通报中断我们外交关系的事件；他回信说：
子爵先生：
虽说长久以来我就期待您的消息，可我还是为此深感不安。在这种微妙的局势里，促使您作出决定的理由，我表示理解和尊重。但是，除了在这个国家，人们对您的普遍敬佩又增加了新的理由以外，人们在长久担心的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得到证实之后，也更觉得惋惜。国王本人与王室成员都深感遗憾。这种感情，我只等您返回任所时才向您正式表示。
我恳求您保留对我的回忆和好意，并且接受我再次表示的不可侵犯的忠诚和崇高敬意。
伯恩斯托弗
一八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于柏林”
我赶快向安齐隆先生表示友情和遗憾。他那封十分精彩的回信(撇开对我的赞扬)值得转述如下：
先生，大名鼎鼎的朋友，您真的要离开我们，无可挽回了么？虽说这悲伤离别我早有预见，还是被它搞得十分难受，就像未曾料到似的。其实我们有资格把您留下，有资格拥有您，因为我们至少有一点小小的长处，就是感受，承认和钦佩您胜过别人的地方。要是对您说，皇上，各位亲王，朝野上下都舍不得您走，那是赞扬他们，而不是赞扬您；要是告诉您，我为这份依依不舍的感情感到欣慰，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我与他们一样舍不得您走，这又远不是实话，而且也让您领会不到我的感受。请允许我认为，您十分了解我，完全可以看出我的心。即使这颗心指责您，我的头脑也不但完全宽恕您，而且还要对您高尚的举动，对您奉行的原则表示敬意。您本来就该给法国来一个深刻的教训，作一个光辉的榜样，现在，您在拒绝给一个缺乏自知之明，或者没有必要的精神勇气退出政坛的内阁效力时，还清了这两笔夙债。在一个代议制的君主国，部长们和把部长摆在最重要位置加以使用的人应该组成一个清一色的内阁；这个内阁的各个部分应该紧密团结。在那里不像其他内阁那样，朋友要分开；在那里朋友相互支持，共同进退同上同下，甚至一同垮台。您已经身体力行，与维莱尔和科比埃尔两位先生同进同退，向法国表明了这个准则的切实可行。同时您也让法国明白，事关原则之时，就不要考虑个人的升官发财。即使您的原则不具有理性、良知和历代的经验，但只要有您这样的人在这些原则指导下所做的牺牲，就足以使人作出对这些原则有利的，在懂得尊严的人看来是有力的推断。
我焦急地等待下次选举的结果，以便为法国占星算卜。下次选举将决定法国的未来。
再见，大名鼎鼎的朋友；希望不时地从您所居的高处，洒下几滴甘露，以滋润一颗始终爱您敬佩您的心。这颗心只要还在跳动，就不会中断对您的感情。
安齐隆
一八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于柏林
我不再为自己和朋友的命运操心，只是关心法国的利益，便把下面这份照会交给御弟大人：
照会
倘若皇上垂询，我为了他的办事机构的利益，以及法国的安宁，将提出以下条陈。
任命卢阿耶—柯拉尔1先生，将使选举院偏左的中间派满意；不过我认为如果在贵族院或者众议院选一个持中间观点的有功之人入阁，和平会更有保障。
1卢阿耶—柯拉尔(royer-collard，一七六三—一八四五)，法国政治家，空论家。
再从独立的右派众议员中选一个入阁；
按这种思想来分配各部实职。
至于要办的事：
在合适的时候推出一部有关新闻自由的完整法律。撤销追究意图和随意审查这两条。准备一部市镇法；完善七年任期法，把有被选资格的年龄定在三十岁。一言以蔽之，手持宪章前进，勇敢捍卫宗教，既要反对亵渎宗教的行为，又要防止宗教狂热对宗教本身带来危害。
至于外事工作，国王的部长们应该以三件事为目标：法兰西的荣誉、独立与利益。
新法兰西现在是百分之百的保王国家，但它也可以变成百分之百的革命国家：只要依法行政，我以头颅担保，可享几百年的太平；要是违法或者乱法，我就只能担保几个月的前程。
我和我的朋友准备竭尽全力，支持按上述基本条件组成的行政机构。
夏多布里昂
一个女人味盖过王妃味的声音来补偿一种不断变化的生活的痛苦。坎伯兰公爵夫人的字迹如此潦草，我都几乎认不出来了。信上署的日期是一八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这是我最后一次收到的这位王妃的亲笔信。唉！那段时间在巴黎支持我的其他高贵女友都已离开人世！难道我还要如此顽强地留在尘世，比我所依恋的人都活得长久？那些越老越糊涂，活够了日子记不起事来的人是多么幸福啊！
财政部长德？维莱尔先生——我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
德？维莱尔和德？科比埃尔两位先生辞职不久，内阁就解体了，于是如我所预料的，我的朋友们又回到内阁：德？蒙莫朗西子爵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德？维莱尔先生为财政部长，德？科比埃尔先生为内政部长。我在前面那些政治行动上参与太多，对舆论的影响又太大，以至于人家不可能把我晾在一边，于是决定派我去伦敦使馆，替换德卡兹公爵先生：只要把我打发到远方，路易十八总是同意。我去向他表示谢忱。他对我谈起那位宠臣，言语间流露出恒久不变的眷念，这种感情，在君王身上真是少见。他请我在乔治四世头脑里抹去对德卡兹先生的成见，并叫我忘掉从前与那位前警察大臣的分歧。这位君主受过那么多苦难，都不曾流下一滴眼泪，现在却为曾经有幸成为他朋友的人可能吃过的苦头动情。
我的任命唤醒了记忆：脑海里又浮现出夏洛特的身影；我的青春岁月，流亡生活带着它们的苦与乐又出现在眼前。人类的弱点让我把重返故地当成一种快乐：当年我在那边默默无闻，势单力薄，如今已是名闻遐迩，手握大权。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怕海，不敢过海峡，于是我单身赴任。使团的秘书们先我动身。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改定
一八二二年——伦敦发的第一批公函
正是一八二二年在伦敦，我才连续写出了这本回忆录中最长的部分，其中包括我去美国旅行，返回法国，结婚，上巴黎，与兄长同赴德国流亡，从一七九三年到一八年在英国居留，以及在那儿吃的苦头等内容。那里面有对古老的英格兰的描写。由于我一八二二年担任驻英使节时又描写了英伦风情，因此对一七九三年到世纪末的人物与风俗的变化感到吃惊。我自然而然地把一八二二年看到的景象与在海峡对岸流亡七年的所见所闻作比较。
因此，有些事情，我本该放在伦敦当大使期间来叙述，却已经提前写过了。到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旧地重游时我的激动，感受，我在前面已经说了。可是，你们也许没有读那部分？你们做对了。现在，我只要告诉你们，我在叙述伦敦任职期间的事情时留下的空白在哪儿补上就行了。因此，我一八三九年写这些文字时，心却是回到了一八二二年和一七三三年的死人中间。
一八二二年四月，我在伦敦，距萨顿夫人(即当年的夏洛特)有四百来里。我在肯辛顿公园散步，带着新近的印象和年轻时的往事：年代的混杂在我身上造成了记忆的混杂。日趋衰弱的生命如希腊科林西亚城的大火，把缪斯与爱神的青铜雕塑、三角支架与坟墓混合在一起。
当我下榻到波特兰广场宾馆时，议会还在休假。副国务秘书普朗塔先生以伦敦德里侯爵的名义，建议我去北克莱吃晚饭。那是那位大贵族居住的乡间别墅。别墅朝花园的窗前，长着一棵大树；远处可看见几块草场；周围的山丘上长着小块小块矮林，使这块地方的风景与英国平常的风景不同。伦敦德里夫人作为侯爵夫人和首相夫人，名声十分显赫。
我四月十二日的第四号公函叙述了与伦敦德里侯爵的初次会晤；它涉及了我将料理的事务：
子爵先生：
前日，星期三，上午十时，我去了北克莱，与伦敦德里侯爵会谈。兹将会谈情况荣幸地向您报告如下。饭前会谈了一个半小时，饭后又继续，但没有饭前自在，因为有外人在场。
一开始伦敦德里侯爵再三了解皇上最新的健康状况，明显地显示出政治上的关注。我在这方面让他放心后，他又谈起我国内阁的情况，对我说：“它稳定了。”我答道：“它从来就没有不稳过。由于它属于一派人，只要这派人在议院占主要地位，它就不会倒。”于是我们由此谈起选举：我告诉他夏季开会有好处，可以在财政年度内恢复秩序，他听了我的话似乎有些吃惊；看来在此之前，他一直未弄清楚这方面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谈起了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伦敦德里侯爵在谈论军队与士兵时，似乎与我们的前任内阁观点一致，认为我们调集大军将有危险。我驳斥了这种观点，指出带领法国士兵参战没有任何值得担心的；法国士兵看到敌人的旗帜决不会叛变；我还指出，我们刚刚扩充了军队，如果必要，明日还可以扩编，毫无困难；说实话，在一个驻防区里，可能有几个士官会喊“宪章万岁”但是到了战场上，我们的掷弹兵们都会高呼“国王万岁”
我不知道这个重大政策是否让伦敦德里侯爵忘了贩卖黑奴；他一个宇也没跟我谈起。换了话题之后，他又跟我谈起美国总统送来的文书，要求和会承认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我对首相说：“商业利益可能从中得到某种好处，可是我不相信政治利益能得到同样的好处。世界上共和思想已经够多了，再增加下去，会愈来愈危害欧洲君主国的命运。”伦敦德里侯爵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对我说了这些值得注意的话：“至于我们(英国人)，根本不准备承认这些革命政府。”他说的是真话吗？
子爵先生，有关重要的谈话，我是应该原原本本地向您复述的。但是，难道我们没看到，英国或迟或早会承认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公众舆论和商业活动会迫使它承认的三年来，它已经花费巨资，与巴拿马地峡南北暴动的省份秘密地建立联系。
简而言之，于爵先生，我觉得伦敦德里侯爵先生是一个睿智的人，精通古老的治国行政方法，说话也许不够直宰，惯于搞驯服外交，听到一种更适合法国的说法时觉得惊讶，却不会觉得不快；总之，他与一个保王党人交谈，难免不感到惊异，因为七年来人家一直告诉他，这人是个疯子和傻瓜。
致
礼！
我谨等等。
一八二二年四月十二日于伦敦
一如所有的驻外使馆，伦敦使团既要办理这类一般事务，也要处理一些特别事情。我曾受理了菲茨—詹姆斯公爵先生的诉状，英国船只“伊莉莎—安娜”号的官司，和泽西岛渔民滥捕格兰维尔蚝群的诉讼案。我不得不用一点脑子去装提出要求者的材料，为此感到遗憾。当人们在记忆中搜索时，碰到厄斯琼、科平格、德列日和皮弗尔这些先生是很讨厌的事。可是，再过几年，我们还会比这些先生更有名？有一个叫博纳先生的人在美国逝世了，法国所有叫博纳的人便都给我写信，要求继承那人的遗产。那些折磨人的家伙还在给我写信！可是现在是该让我安静的时候了。我回信告诉他们，因为发生了王权倒台的小事件，我不再管这种事儿了，可是他们坚持己见，硬要继承。
至于东方，需要回忆一下君士坦丁堡的几个大使。我预计英国不会跟随大陆同盟行动，便向德？蒙莫朗西先生作了通报。人们原来担心俄罗斯与土耳其宫廷决裂，其实这事并未发生：亚历山大的节制推迟了决裂的时间。我为这事来来去去，观察推测，费了不少力；我写了不少公函，它们和关于未邃事件的报告一起，送进了档案馆，在里面发霉。比起我那些同事，我至少有一点优势，就是并不看重自己的工作。我看着它们和人类失落的思想一起坠入忘川。
议会于四月十七日复会。十八日国王回宫。十九日我进宫晋见。在十九日的公函里我报告了晋见的情况；那封信是这样结尾的：
英王陛下话语紧凑，话题多变，我没法把皇上特意交办的事情告诉他。不过他还会接见我，下次会有机会说的。
与乔治四世谈论德卡兹先生——合法王权治下我国外交的高尚表现——议院开会
王上特意交代我跟乔治四世说说有关德卡兹公爵的事情。后来我完成了使命：我对乔治四世说，路易十八听说他的使节受到冷遇，很是气恼。乔治四世回答道：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您听我说实话：我并不喜欢德卡兹先生的使命；这对我是略为轻慢了点。一个宠臣，没有别的功勋，只不过得到主子的圣眷，我是顾着与法兰西国王的友情，才接受了他。路易十八很看重我的善意，本来这是对的；可是，我总不能宽容到对德卡兹先生以大礼相待的地步，因为要是那样做，英国会感到伤了面子。不过请转告贵国国王，他派您来向我提出此事，我深受感动；我永远乐于向他表示真正的敬意。”
听了这番话，我的胆子也大了，便把脑子里想起来的对德卡兹先生有利的话都对乔治四世说了。他半用法语，半用英语回答说：“好极了！您是个真正的绅士。”回巴黎后，我把这次谈话的情形报告了路易十八：他显出感激我的样子。乔治四世跟我说话，像个有教养的君主，但又像个性格平易的人；他之所以不显得严厉，是因为他有别的考虑。然而与他开玩笑可得讲分寸。有一个与他同席吃饭的人曾经打赌，说他要是请乔治四世拉铃，乔治四世就会拉铃。果不其然，乔治四世真的拉了铃，只听他吩咐值班侍从说：“把这位先生赶出去。”
我脑子里始终想着的，是使我们的军队恢复实力与光荣。四月十三日，我致函德？蒙莫朗西先生：“子爵先生，我冒出了一个念头，想听听您的看法：在与奥地利驻伦敦大使埃斯泰尔哈吉亲王聊天时，我暗示他，如果奥地利军队需要从皮埃蒙特撤出部分军队，我们可以顶替上去。作为会谈，您觉得这样妥当吗？最近传说我们的军队在多菲内集结，这给我提供了一个有利的题目。一八二一年六月皮埃蒙特发生暴乱的时候，我曾向前内阁提议在萨瓦驻兵(参见我从柏林发出的一封公函)。前内阁拒不采取这个措施，我认为它是犯了大错。我坚持认为，在意大利驻扎部分法军，将对舆论产生重大影响，皇上的政府可以从中获得巨大光荣。
证明复辟王朝时期我们外交高明的事例不胜枚举。可它们对于党派有什么关系？明明维罗纳会议就摆在那儿，明明那些外交文献无可争议地显示，除了俄罗斯，整个欧洲都不愿意打西班牙战争，可今天早上还有一家左派报纸宣称，同盟国曾强迫我们充当他们的宪兵，去打西班牙战争。其实不仅欧洲不愿意打，而且英国还公开表示厌恶那场战争，甚至奥地利还暗中以不那么高尚的手段来反对我们打那场战争。这个事实并不能阻止明天又有人撒谎；人们甚至不愿劳神去考查一下问题，读一读人家没有读过就妄加评论的东西！任何谎言，只要重复几次就成了真理：人类的舆论怎么鄙视都不过分。
四月二十五日，小罗素勋爵在下院就国家在议会的代表状况提出一项动议：坎宁先生表示反对。接下来他也提出一项议案，撤销部分剥夺贵族院天主教议员投票权和出席议会会议权利的文件。我出席了这几次会议，坐在议长让我坐的羊毛绒椅上。坎宁先生一八二二年出席贵族院的会议，他的提案遭到否决；老财政大臣的一句话让他十分不快：那位先生在谈到提案的作者时，轻蔑地叫道：“有人肯定地说他会动身去印度：咽！让他去吧，这漂亮绅士！让他去吧！一路顺风！”坎宁先生出门时对我说：“我不会放过他的。”
霍兰勋爵演说十分精彩，不过还是少了福克斯先生的风采。他常常就地转身，背朝大家，对墙说话。大家叫着：“听啊！真来劲！”对这怪异的举止毫不反感。
在英国各人都尽可能表达自己的想法，都不会使套子耍花招；说话的人无论声音还是用词都不相似。听的人很有耐心，即使说话人说得不流畅，大家也不介意：就让他含糊不清，让他结结巴巴，让他去想词儿吧，只要他说出几句理智的话，大家就觉得他“演说精彩”这种保持自然本色的人的多样性最终还是让人愉快的，因为它打破了千人一面的单调。确实，只有极少数贵族和下院议员起了身。我们始终坐在一个舞台上，说话行动都像是一丝不苟的木偶。我先在柏林那秘密而静穆的君主制下待过，以后又在伦敦公开的闹闹嚷嚷的君主制下当差，这段经历对我是有益的一课：从处于一种制度两端的两个民族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得到某种教益。
英国社会
国王的驾临、国会的复会、欢乐季节的开始，这些事把职责、事务和快乐搅和在一起：人们只能在宫廷、舞会和国会见到那些部长大臣，为了庆贺陛下的诞辰，我出席了伦敦德里侯爵府上的宴会，又出席了伦敦市长在游艇上举行的酒会。游艇溯流而上一直驶到了里斯满。我更喜欢威尼斯海军兵工厂的小型豪华战船，它只带着对一位位总督的回忆1，和一个维吉尔的名字。从前过流亡日子时，我瘦骨鳞峋，打着赤膊，虽说不是西庇阿2，却也曾在市长大人的豪华游船擦过的那一带岸边打过水漂漂。
1威尼斯总督在每年升天节都要从豪华战船上把一个金戒指扔进亚德里亚海。此举象征威尼斯与大海的结合。
2西塞罗在演说辞第二卷曾提到西庇阿童心不泯，在海边打水漂消遣。
我也在伦敦城东，萨洛蒙家族的幼支，罗思紫尔德先生家吃过饭：在那儿我能不吃吗？烤牛肉与伦敦塔的壮丽独一无二，鱼有那么长，都见不到尾；妇人和阿比嘎依3唱得一样好，我只在那儿见到那样的女人。我大口吞饮托卡依葡萄烧酒的地方，就离当年我几乎饿死，只能以一罐罐清水充饥的地方不远。我躺在舒适柔软的轿车里头，身下是小块丝垫，瞧见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当年，我曾在这个教堂关了一夜，也曾同安岗和封塔纳一起，一身泥水，在这个教堂周围散步。我住的宾馆，租金高达三万法郎。从那里望得见我表弟拉布埃塔代住的阁楼间。那时他穿着红袍，坐在一张借来的破床上弹吉他。我曾给他提供住处，让他跟我住在一起。
3阿比嘎依(abigail，生卒年月不详)，犹太女子，善唱，大卫王听其歌声，不知不觉堕入情网。
当年我们曾在布列塔尼一个议员的提琴伴奏下翩翩起舞。但现在我参加的，不再是那种流亡贵族的小型舞会，而是柯利内特领导的阿尔迈克舞场1，这是伦敦西区最高贵的妇人们支持的公共舞会，它给了我很多快乐。老年人和年轻的纨绔子弟都在那里露面。在那些老者中间，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2最引人注目，他带着一身的光荣加入四对舞，就像向女人设下一个圈套。在年轻人中间，最出类拔萃的要算克兰威廉勋爵。据说他是德？黎塞留公爵的儿子。他做了一些令人敬佩的事情：他骑马跑到里斯满，途中两次落马，又从那里跑到阿尔迈克舞场。他发音的方式有点像亚西比德，让人听了陶醉。议会每一次开会，伦敦上流社会几乎都要改变一次发音和说话的方式，更换一些流行词儿。一个诚实人认为自己学会了英语，过六个月来到伦敦，会惊异地发现自己学的那点东西早过时了。在一八二二年，上流社会的时髦人第一眼让人看到的，应该是一副不幸的，身体有病，潦倒落魄的样子；他应该有些不修边幅，指甲老长老长，胡须残缺不齐，也不修剪，在失望忧愁之中，不留神就长长了；一咎头发总是迎风翘起，目光深沉、忧伤、困惑，具有掩饰不住的魅力；嘴唇紧抿着，显出对人类的轻蔑；内心像拜伦一样觉得烦闷无聊，浸透了人生的神秘和厌倦。
1参见第一卷第二百四十六页。
2指威灵顿公爵。
; 夏洛登堡
在柏林，在北方，宏伟的建筑都是城堡。单是它们的外观就使人心情沉重。如果在土地丰饶，人口众多的地区，见到这类要塞，能使人生出合法防卫的想法；妇女和孩子们或是坐在离哨兵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或是在那儿玩耍；他们与哨兵形成了颇为有趣的对照。而在荒凉无人，杂草丛生的地方见到一座堡垒，就只会使人联想到人类的怒气：如果不是针对贫瘠和独立，这些城墙又是针对什么而垒的呢？非得要我这样的人，才会生出兴致，来这些堡垒脚下转悠，来听在这些沟堑里呼啸的风，来看这些为防御永远也可能不会出现的敌人的护墙。这些军事上的迷宫，这些面对面架在长草的凸角上的沉默的大炮，这些石头的突出部位(那儿不见人影，没有任何眼睛向你张望)如今令人难以置信地悲凉。在大自然和战争造成的双重荒凉之中，你在一片开阔地带的角堡下发现了一株雏菊。花神这么适意地躲在这个遮风避雨的地方，让你感到一丝慰藉。当我在意大利的城堡，看见一群山羊被拴在废墟上，牧羊女坐在伞形松树下；当我在耶路撒冷四周中世纪的城墙上，把目光投入塞德隆山谷，看见几个阿拉伯妇女踩着砾石爬陡坡，那些场景无疑也很凄凉；但是历史摆在那儿，现在的寂静只是让人更清晰地听到过去的声音。
我借德？波尔多公爵受洗的机会请假，获允后就准备动身。伏尔泰在给侄女的一封信中说，他看到斯普雷河奔流不息，流到易北河，易北河又奔流不息，投入大海，而大海接纳了塞纳河；他就这样南下去了巴黎。在离开柏林之前，我最后一次去拜访夏洛登堡：它既不是温莎，也不是马德里南边的阿朗珠埃和那不勒斯附近的卡塞特，更不是枫丹白露：别墅背靠一个小村庄，周围有一块面积不大的英国式园林，从那儿可以见到外面的一些荒地。普鲁士王后在这儿安息，对波拿巴的回忆再也不会扰乱她的生活。当年那位征服者带着军乐队和在耶拿浴血拼搏出来的部队突然出现在这里时，在这个清静的隐修所造成多大的喧闹啊！正是在柏林，在把腓特烈大帝的王国从地图上抹去之后，波拿巴才宣布实行大陆封锁，并开始考虑发动莫斯科战役；他的言论已经给一个完美的王妃心中带去了死亡：如今她安眠在夏洛登堡一个巨大的地下墓室里；人们为她立了一尊美丽的大理石雕像。我应坎伯兰公爵夫人之请，在坟墓上题了一些诗句：
游客：守墓人，告诉我，
在荫护这些泉源的参天松树下，
这座新建筑是什么？
守墓人：游客啊，有朝一日，
你的生命之旅将会终结：
这是一座坟墓。
游客：是谁躺在里面？
守墓人：一个充满魅力的人。
游客：人家喜欢她吗？
守墓人：人家爱戴她。
游客：开门让我看看。
守墓人：你若担心流泪，
就不要进入。
游客：我常常为希腊
或意大利流泪。
有人从死者的盛大仪式拿来这块大理石墓碑；
是哪座坟墓出让它以增加这里的魅力？
是安提戈涅还是柯尔内莉1
1安提戈涅(antigone)，希腊神话底比斯王俄狄甫斯的女儿，因违抗新王克瑞翁的禁令，埋葬阵亡的哥哥波吕尼刻斯，被拘禁在墓穴里，就在那里自缢。柯尔内莉(cornelie，公元前一八九一—一一一)，古罗马女子，西庇阿大家族的人，早年丧夫，含辛茹苦抚育儿子，是贤德的楷模。
守墓人：美人的形象激发
你的热情；
在我们的树林中走过她的生命。
游客：是谁替她在这些
饰有贴面的大理石墙上
一顶顶地挂上她的王冠？
守墓人：是些俊美孩童，
她在尘世的贞洁
使她得到这些宝贝。
游客：有人来了。
守墓人：这是一位丈夫，
他把脚步送到这里
悄悄滋养冥府的回忆。
游客：那么他失去了一切？
守墓人：不，他还剩王位。
游客：王位无法给他安慰。
从柏林卸任到伦敦赴任的间隙——德？波尔多公爵的洗礼——给帕基埃先生的信——德叫白恩斯托弗先生的信——安齐隆先生的信——坎伯兰公爵夫人最后一封信
我到达巴黎，正赶上给德？波尔多公爵举行洗礼。路易十四的孙子的摇篮是从国外邮购的，我曾有幸为它付过邮资，可是它也和罗马王的摇篮一样失踪了。在与罗马王不同的时代，卢韦尔的暴行可能确保亨利五世的君权。可是对于杀人犯罪的人，杀人不再是一种权利。
德？波尔多公爵的洗礼举行以后，人家又把我安排进内阁：把它夺走的是德？黎塞留先生，把它归还的还是德？黎塞留先生；弥补过错给我带来的快乐，并没有超过犯下过错时给我造成的伤害。
当我自以为将回柏林去看那些乌鸦时，局势变得复杂：德？维莱尔先生退出了内阁。我忠于友情和我的政治原则，认为应该与他一同退出政坛。于是我致函帕基埃先生：
男爵先生：
本月十四日，您打算召我去府上，宣布我必须再赴柏林任所。我荣幸地回答您，由于德？科比埃尔和德？维莱尔两位先生似乎要退出内阁，我的义务就是追随他们。在代议制政府的工作实践中，同一观点的人习惯于分享同一命运。男爵先生，习惯要求我做的事，荣誉命令我做，既然这不是得到，而是失去恩宠。因此，我现在书面向您重申口头曾向您提出的要求：辞去驻柏林宫廷全权公使的职务。男爵先生，希望您能将我的辞呈放在国王脚下。我恳求陛下接受我的理由，并且相信，我对他屈尊给予的恩情深怀感激与敬意。
我谨等等。
夏多布里昂
一八二一年七月三十日于巴黎
我向德？伯恩斯托弗伯爵通报中断我们外交关系的事件；他回信说：
子爵先生：
虽说长久以来我就期待您的消息，可我还是为此深感不安。在这种微妙的局势里，促使您作出决定的理由，我表示理解和尊重。但是，除了在这个国家，人们对您的普遍敬佩又增加了新的理由以外，人们在长久担心的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得到证实之后，也更觉得惋惜。国王本人与王室成员都深感遗憾。这种感情，我只等您返回任所时才向您正式表示。
我恳求您保留对我的回忆和好意，并且接受我再次表示的不可侵犯的忠诚和崇高敬意。
伯恩斯托弗
一八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于柏林”
我赶快向安齐隆先生表示友情和遗憾。他那封十分精彩的回信(撇开对我的赞扬)值得转述如下：
先生，大名鼎鼎的朋友，您真的要离开我们，无可挽回了么？虽说这悲伤离别我早有预见，还是被它搞得十分难受，就像未曾料到似的。其实我们有资格把您留下，有资格拥有您，因为我们至少有一点小小的长处，就是感受，承认和钦佩您胜过别人的地方。要是对您说，皇上，各位亲王，朝野上下都舍不得您走，那是赞扬他们，而不是赞扬您；要是告诉您，我为这份依依不舍的感情感到欣慰，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我与他们一样舍不得您走，这又远不是实话，而且也让您领会不到我的感受。请允许我认为，您十分了解我，完全可以看出我的心。即使这颗心指责您，我的头脑也不但完全宽恕您，而且还要对您高尚的举动，对您奉行的原则表示敬意。您本来就该给法国来一个深刻的教训，作一个光辉的榜样，现在，您在拒绝给一个缺乏自知之明，或者没有必要的精神勇气退出政坛的内阁效力时，还清了这两笔夙债。在一个代议制的君主国，部长们和把部长摆在最重要位置加以使用的人应该组成一个清一色的内阁；这个内阁的各个部分应该紧密团结。在那里不像其他内阁那样，朋友要分开；在那里朋友相互支持，共同进退同上同下，甚至一同垮台。您已经身体力行，与维莱尔和科比埃尔两位先生同进同退，向法国表明了这个准则的切实可行。同时您也让法国明白，事关原则之时，就不要考虑个人的升官发财。即使您的原则不具有理性、良知和历代的经验，但只要有您这样的人在这些原则指导下所做的牺牲，就足以使人作出对这些原则有利的，在懂得尊严的人看来是有力的推断。
我焦急地等待下次选举的结果，以便为法国占星算卜。下次选举将决定法国的未来。
再见，大名鼎鼎的朋友；希望不时地从您所居的高处，洒下几滴甘露，以滋润一颗始终爱您敬佩您的心。这颗心只要还在跳动，就不会中断对您的感情。
安齐隆
一八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于柏林
我不再为自己和朋友的命运操心，只是关心法国的利益，便把下面这份照会交给御弟大人：
照会
倘若皇上垂询，我为了他的办事机构的利益，以及法国的安宁，将提出以下条陈。
任命卢阿耶—柯拉尔1先生，将使选举院偏左的中间派满意；不过我认为如果在贵族院或者众议院选一个持中间观点的有功之人入阁，和平会更有保障。
1卢阿耶—柯拉尔(royer-collard，一七六三—一八四五)，法国政治家，空论家。
再从独立的右派众议员中选一个入阁；
按这种思想来分配各部实职。
至于要办的事：
在合适的时候推出一部有关新闻自由的完整法律。撤销追究意图和随意审查这两条。准备一部市镇法；完善七年任期法，把有被选资格的年龄定在三十岁。一言以蔽之，手持宪章前进，勇敢捍卫宗教，既要反对亵渎宗教的行为，又要防止宗教狂热对宗教本身带来危害。
至于外事工作，国王的部长们应该以三件事为目标：法兰西的荣誉、独立与利益。
新法兰西现在是百分之百的保王国家，但它也可以变成百分之百的革命国家：只要依法行政，我以头颅担保，可享几百年的太平；要是违法或者乱法，我就只能担保几个月的前程。
我和我的朋友准备竭尽全力，支持按上述基本条件组成的行政机构。
夏多布里昂
一个女人味盖过王妃味的声音来补偿一种不断变化的生活的痛苦。坎伯兰公爵夫人的字迹如此潦草，我都几乎认不出来了。信上署的日期是一八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这是我最后一次收到的这位王妃的亲笔信。唉！那段时间在巴黎支持我的其他高贵女友都已离开人世！难道我还要如此顽强地留在尘世，比我所依恋的人都活得长久？那些越老越糊涂，活够了日子记不起事来的人是多么幸福啊！
财政部长德？维莱尔先生——我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
德？维莱尔和德？科比埃尔两位先生辞职不久，内阁就解体了，于是如我所预料的，我的朋友们又回到内阁：德？蒙莫朗西子爵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德？维莱尔先生为财政部长，德？科比埃尔先生为内政部长。我在前面那些政治行动上参与太多，对舆论的影响又太大，以至于人家不可能把我晾在一边，于是决定派我去伦敦使馆，替换德卡兹公爵先生：只要把我打发到远方，路易十八总是同意。我去向他表示谢忱。他对我谈起那位宠臣，言语间流露出恒久不变的眷念，这种感情，在君王身上真是少见。他请我在乔治四世头脑里抹去对德卡兹先生的成见，并叫我忘掉从前与那位前警察大臣的分歧。这位君主受过那么多苦难，都不曾流下一滴眼泪，现在却为曾经有幸成为他朋友的人可能吃过的苦头动情。
我的任命唤醒了记忆：脑海里又浮现出夏洛特的身影；我的青春岁月，流亡生活带着它们的苦与乐又出现在眼前。人类的弱点让我把重返故地当成一种快乐：当年我在那边默默无闻，势单力薄，如今已是名闻遐迩，手握大权。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怕海，不敢过海峡，于是我单身赴任。使团的秘书们先我动身。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改定
一八二二年——伦敦发的第一批公函
正是一八二二年在伦敦，我才连续写出了这本回忆录中最长的部分，其中包括我去美国旅行，返回法国，结婚，上巴黎，与兄长同赴德国流亡，从一七九三年到一八年在英国居留，以及在那儿吃的苦头等内容。那里面有对古老的英格兰的描写。由于我一八二二年担任驻英使节时又描写了英伦风情，因此对一七九三年到世纪末的人物与风俗的变化感到吃惊。我自然而然地把一八二二年看到的景象与在海峡对岸流亡七年的所见所闻作比较。
因此，有些事情，我本该放在伦敦当大使期间来叙述，却已经提前写过了。到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旧地重游时我的激动，感受，我在前面已经说了。可是，你们也许没有读那部分？你们做对了。现在，我只要告诉你们，我在叙述伦敦任职期间的事情时留下的空白在哪儿补上就行了。因此，我一八三九年写这些文字时，心却是回到了一八二二年和一七三三年的死人中间。
一八二二年四月，我在伦敦，距萨顿夫人(即当年的夏洛特)有四百来里。我在肯辛顿公园散步，带着新近的印象和年轻时的往事：年代的混杂在我身上造成了记忆的混杂。日趋衰弱的生命如希腊科林西亚城的大火，把缪斯与爱神的青铜雕塑、三角支架与坟墓混合在一起。
当我下榻到波特兰广场宾馆时，议会还在休假。副国务秘书普朗塔先生以伦敦德里侯爵的名义，建议我去北克莱吃晚饭。那是那位大贵族居住的乡间别墅。别墅朝花园的窗前，长着一棵大树；远处可看见几块草场；周围的山丘上长着小块小块矮林，使这块地方的风景与英国平常的风景不同。伦敦德里夫人作为侯爵夫人和首相夫人，名声十分显赫。
我四月十二日的第四号公函叙述了与伦敦德里侯爵的初次会晤；它涉及了我将料理的事务：
子爵先生：
前日，星期三，上午十时，我去了北克莱，与伦敦德里侯爵会谈。兹将会谈情况荣幸地向您报告如下。饭前会谈了一个半小时，饭后又继续，但没有饭前自在，因为有外人在场。
一开始伦敦德里侯爵再三了解皇上最新的健康状况，明显地显示出政治上的关注。我在这方面让他放心后，他又谈起我国内阁的情况，对我说：“它稳定了。”我答道：“它从来就没有不稳过。由于它属于一派人，只要这派人在议院占主要地位，它就不会倒。”于是我们由此谈起选举：我告诉他夏季开会有好处，可以在财政年度内恢复秩序，他听了我的话似乎有些吃惊；看来在此之前，他一直未弄清楚这方面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谈起了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伦敦德里侯爵在谈论军队与士兵时，似乎与我们的前任内阁观点一致，认为我们调集大军将有危险。我驳斥了这种观点，指出带领法国士兵参战没有任何值得担心的；法国士兵看到敌人的旗帜决不会叛变；我还指出，我们刚刚扩充了军队，如果必要，明日还可以扩编，毫无困难；说实话，在一个驻防区里，可能有几个士官会喊“宪章万岁”但是到了战场上，我们的掷弹兵们都会高呼“国王万岁”
我不知道这个重大政策是否让伦敦德里侯爵忘了贩卖黑奴；他一个宇也没跟我谈起。换了话题之后，他又跟我谈起美国总统送来的文书，要求和会承认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我对首相说：“商业利益可能从中得到某种好处，可是我不相信政治利益能得到同样的好处。世界上共和思想已经够多了，再增加下去，会愈来愈危害欧洲君主国的命运。”伦敦德里侯爵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对我说了这些值得注意的话：“至于我们(英国人)，根本不准备承认这些革命政府。”他说的是真话吗？
子爵先生，有关重要的谈话，我是应该原原本本地向您复述的。但是，难道我们没看到，英国或迟或早会承认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公众舆论和商业活动会迫使它承认的三年来，它已经花费巨资，与巴拿马地峡南北暴动的省份秘密地建立联系。
简而言之，于爵先生，我觉得伦敦德里侯爵先生是一个睿智的人，精通古老的治国行政方法，说话也许不够直宰，惯于搞驯服外交，听到一种更适合法国的说法时觉得惊讶，却不会觉得不快；总之，他与一个保王党人交谈，难免不感到惊异，因为七年来人家一直告诉他，这人是个疯子和傻瓜。
致
礼！
我谨等等。
一八二二年四月十二日于伦敦
一如所有的驻外使馆，伦敦使团既要办理这类一般事务，也要处理一些特别事情。我曾受理了菲茨—詹姆斯公爵先生的诉状，英国船只“伊莉莎—安娜”号的官司，和泽西岛渔民滥捕格兰维尔蚝群的诉讼案。我不得不用一点脑子去装提出要求者的材料，为此感到遗憾。当人们在记忆中搜索时，碰到厄斯琼、科平格、德列日和皮弗尔这些先生是很讨厌的事。可是，再过几年，我们还会比这些先生更有名？有一个叫博纳先生的人在美国逝世了，法国所有叫博纳的人便都给我写信，要求继承那人的遗产。那些折磨人的家伙还在给我写信！可是现在是该让我安静的时候了。我回信告诉他们，因为发生了王权倒台的小事件，我不再管这种事儿了，可是他们坚持己见，硬要继承。
至于东方，需要回忆一下君士坦丁堡的几个大使。我预计英国不会跟随大陆同盟行动，便向德？蒙莫朗西先生作了通报。人们原来担心俄罗斯与土耳其宫廷决裂，其实这事并未发生：亚历山大的节制推迟了决裂的时间。我为这事来来去去，观察推测，费了不少力；我写了不少公函，它们和关于未邃事件的报告一起，送进了档案馆，在里面发霉。比起我那些同事，我至少有一点优势，就是并不看重自己的工作。我看着它们和人类失落的思想一起坠入忘川。
议会于四月十七日复会。十八日国王回宫。十九日我进宫晋见。在十九日的公函里我报告了晋见的情况；那封信是这样结尾的：
英王陛下话语紧凑，话题多变，我没法把皇上特意交办的事情告诉他。不过他还会接见我，下次会有机会说的。
与乔治四世谈论德卡兹先生——合法王权治下我国外交的高尚表现——议院开会
王上特意交代我跟乔治四世说说有关德卡兹公爵的事情。后来我完成了使命：我对乔治四世说，路易十八听说他的使节受到冷遇，很是气恼。乔治四世回答道：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您听我说实话：我并不喜欢德卡兹先生的使命；这对我是略为轻慢了点。一个宠臣，没有别的功勋，只不过得到主子的圣眷，我是顾着与法兰西国王的友情，才接受了他。路易十八很看重我的善意，本来这是对的；可是，我总不能宽容到对德卡兹先生以大礼相待的地步，因为要是那样做，英国会感到伤了面子。不过请转告贵国国王，他派您来向我提出此事，我深受感动；我永远乐于向他表示真正的敬意。”
听了这番话，我的胆子也大了，便把脑子里想起来的对德卡兹先生有利的话都对乔治四世说了。他半用法语，半用英语回答说：“好极了！您是个真正的绅士。”回巴黎后，我把这次谈话的情形报告了路易十八：他显出感激我的样子。乔治四世跟我说话，像个有教养的君主，但又像个性格平易的人；他之所以不显得严厉，是因为他有别的考虑。然而与他开玩笑可得讲分寸。有一个与他同席吃饭的人曾经打赌，说他要是请乔治四世拉铃，乔治四世就会拉铃。果不其然，乔治四世真的拉了铃，只听他吩咐值班侍从说：“把这位先生赶出去。”
我脑子里始终想着的，是使我们的军队恢复实力与光荣。四月十三日，我致函德？蒙莫朗西先生：“子爵先生，我冒出了一个念头，想听听您的看法：在与奥地利驻伦敦大使埃斯泰尔哈吉亲王聊天时，我暗示他，如果奥地利军队需要从皮埃蒙特撤出部分军队，我们可以顶替上去。作为会谈，您觉得这样妥当吗？最近传说我们的军队在多菲内集结，这给我提供了一个有利的题目。一八二一年六月皮埃蒙特发生暴乱的时候，我曾向前内阁提议在萨瓦驻兵(参见我从柏林发出的一封公函)。前内阁拒不采取这个措施，我认为它是犯了大错。我坚持认为，在意大利驻扎部分法军，将对舆论产生重大影响，皇上的政府可以从中获得巨大光荣。
证明复辟王朝时期我们外交高明的事例不胜枚举。可它们对于党派有什么关系？明明维罗纳会议就摆在那儿，明明那些外交文献无可争议地显示，除了俄罗斯，整个欧洲都不愿意打西班牙战争，可今天早上还有一家左派报纸宣称，同盟国曾强迫我们充当他们的宪兵，去打西班牙战争。其实不仅欧洲不愿意打，而且英国还公开表示厌恶那场战争，甚至奥地利还暗中以不那么高尚的手段来反对我们打那场战争。这个事实并不能阻止明天又有人撒谎；人们甚至不愿劳神去考查一下问题，读一读人家没有读过就妄加评论的东西！任何谎言，只要重复几次就成了真理：人类的舆论怎么鄙视都不过分。
四月二十五日，小罗素勋爵在下院就国家在议会的代表状况提出一项动议：坎宁先生表示反对。接下来他也提出一项议案，撤销部分剥夺贵族院天主教议员投票权和出席议会会议权利的文件。我出席了这几次会议，坐在议长让我坐的羊毛绒椅上。坎宁先生一八二二年出席贵族院的会议，他的提案遭到否决；老财政大臣的一句话让他十分不快：那位先生在谈到提案的作者时，轻蔑地叫道：“有人肯定地说他会动身去印度：咽！让他去吧，这漂亮绅士！让他去吧！一路顺风！”坎宁先生出门时对我说：“我不会放过他的。”
霍兰勋爵演说十分精彩，不过还是少了福克斯先生的风采。他常常就地转身，背朝大家，对墙说话。大家叫着：“听啊！真来劲！”对这怪异的举止毫不反感。
在英国各人都尽可能表达自己的想法，都不会使套子耍花招；说话的人无论声音还是用词都不相似。听的人很有耐心，即使说话人说得不流畅，大家也不介意：就让他含糊不清，让他结结巴巴，让他去想词儿吧，只要他说出几句理智的话，大家就觉得他“演说精彩”这种保持自然本色的人的多样性最终还是让人愉快的，因为它打破了千人一面的单调。确实，只有极少数贵族和下院议员起了身。我们始终坐在一个舞台上，说话行动都像是一丝不苟的木偶。我先在柏林那秘密而静穆的君主制下待过，以后又在伦敦公开的闹闹嚷嚷的君主制下当差，这段经历对我是有益的一课：从处于一种制度两端的两个民族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得到某种教益。
英国社会
国王的驾临、国会的复会、欢乐季节的开始，这些事把职责、事务和快乐搅和在一起：人们只能在宫廷、舞会和国会见到那些部长大臣，为了庆贺陛下的诞辰，我出席了伦敦德里侯爵府上的宴会，又出席了伦敦市长在游艇上举行的酒会。游艇溯流而上一直驶到了里斯满。我更喜欢威尼斯海军兵工厂的小型豪华战船，它只带着对一位位总督的回忆1，和一个维吉尔的名字。从前过流亡日子时，我瘦骨鳞峋，打着赤膊，虽说不是西庇阿2，却也曾在市长大人的豪华游船擦过的那一带岸边打过水漂漂。
1威尼斯总督在每年升天节都要从豪华战船上把一个金戒指扔进亚德里亚海。此举象征威尼斯与大海的结合。
2西塞罗在演说辞第二卷曾提到西庇阿童心不泯，在海边打水漂消遣。
我也在伦敦城东，萨洛蒙家族的幼支，罗思紫尔德先生家吃过饭：在那儿我能不吃吗？烤牛肉与伦敦塔的壮丽独一无二，鱼有那么长，都见不到尾；妇人和阿比嘎依3唱得一样好，我只在那儿见到那样的女人。我大口吞饮托卡依葡萄烧酒的地方，就离当年我几乎饿死，只能以一罐罐清水充饥的地方不远。我躺在舒适柔软的轿车里头，身下是小块丝垫，瞧见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当年，我曾在这个教堂关了一夜，也曾同安岗和封塔纳一起，一身泥水，在这个教堂周围散步。我住的宾馆，租金高达三万法郎。从那里望得见我表弟拉布埃塔代住的阁楼间。那时他穿着红袍，坐在一张借来的破床上弹吉他。我曾给他提供住处，让他跟我住在一起。
3阿比嘎依(abigail，生卒年月不详)，犹太女子，善唱，大卫王听其歌声，不知不觉堕入情网。
当年我们曾在布列塔尼一个议员的提琴伴奏下翩翩起舞。但现在我参加的，不再是那种流亡贵族的小型舞会，而是柯利内特领导的阿尔迈克舞场1，这是伦敦西区最高贵的妇人们支持的公共舞会，它给了我很多快乐。老年人和年轻的纨绔子弟都在那里露面。在那些老者中间，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2最引人注目，他带着一身的光荣加入四对舞，就像向女人设下一个圈套。在年轻人中间，最出类拔萃的要算克兰威廉勋爵。据说他是德？黎塞留公爵的儿子。他做了一些令人敬佩的事情：他骑马跑到里斯满，途中两次落马，又从那里跑到阿尔迈克舞场。他发音的方式有点像亚西比德，让人听了陶醉。议会每一次开会，伦敦上流社会几乎都要改变一次发音和说话的方式，更换一些流行词儿。一个诚实人认为自己学会了英语，过六个月来到伦敦，会惊异地发现自己学的那点东西早过时了。在一八二二年，上流社会的时髦人第一眼让人看到的，应该是一副不幸的，身体有病，潦倒落魄的样子；他应该有些不修边幅，指甲老长老长，胡须残缺不齐，也不修剪，在失望忧愁之中，不留神就长长了；一咎头发总是迎风翘起，目光深沉、忧伤、困惑，具有掩饰不住的魅力；嘴唇紧抿着，显出对人类的轻蔑；内心像拜伦一样觉得烦闷无聊，浸透了人生的神秘和厌倦。
1参见第一卷第二百四十六页。
2指威灵顿公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