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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地、富、反、坏、右,你们是占的前两位。今后呢?你们还是要认真改造自己”
我赶紧离开窗台,站在台阶下不知该干什么,脑袋里“嗡嗡”的。
地主?奶奶也是地主?
八子来了。“嘿!看,六个!”
我应了一声,赶紧往前院走。
“后院有吗?你怎么啦?”
“后院没有,咱们还上前院吧。”
“前院都没啦!”
“那,咱们玩爬杆去吧。”我拉着八子往前院走,我怕他也听见
奶奶拿回来一个白色的卡片。爸爸、妈妈围在奶奶身边看,样子倒象是很高兴。奶奶直擦眼泪。
“这回就行了,您就甭难受了,”爸爸说。
“就是说,您跟大伙都一样了,也有选举权了,”妈妈说。
我趴在床上不说话。这是怎么回事呀?我又不敢问。
“跟了你们老史家,唉”奶奶又是那句话,说话的声音也有些颤抖:“解放前我也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呀,比老妈子能强多少
“您可不能这么想,”妈妈说:“您过的日子再不舒心,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呀!工人、农民呢?人家过的什么日子?”
奶奶的脸腾地红了,慌忙点头:“我知道,我知道。我就那么一说。人家过得牛马不如,这我都知道。”
过了一会,奶奶又对爸爸说:“你还记得给老史家扛活的刘四吗?
后来得肺病死了,剩下刘四媳妇带着仨孩子那时候我也是自个儿带着你们仨。我就跟你大哥说过,真要是分了家,咱们这份儿由我作主,我就把那一亩多地给了刘四媳妇”
“您可也别总说这事儿,”妈妈又说:“那是因为您有,不在乎那一亩多。”
奶奶愣了一会,说:“可不也是,让我都给,我准不干。还不是剥削思想?”
“行了,”爸爸弹弹那张白卡片说:“这回您就过舒心日子吧。”
奶奶把白卡片用一条新毛巾包起来,说:“打解了放,没什么人告诉我,我也是爱这新社会。我可不想再受你们老史家的气哟,这孩子八成着凉了吧?我说不带他去”奶奶才发现我蔫蔫地趴在床上,忙打住话头,哄我去睡觉。
奶奶摸摸我的头:“不烧。准是玩累了。”
奶奶给我打来洗脚木,又摸摸我的头:“明儿奶奶给你包饺子,扁豆馅的,爱吃吗?”奶奶也好像高兴起来了。
直到半夜我还没睡着。我听见奶奶总翻身,大概也没睡着。我不敢动,我怕奶奶知道我在想什么。窗外,海棠树的叶子轻轻地摇晃,露出几颗星星。奶奶怎么会是地主呢?我想起过去奶奶给我讲半夜鸡叫的时候“周扒皮就靠剥削人过日子。”奶奶说。“什么叫剥削呀?”我问。“就是光吃饭不干活儿。”“那我是吗?”“你不是,你还小。”“那您是吗?”真的,奶奶那时就不说话了,是爸爸把话接了过去:“奶奶不是做补花吗?奶奶老了,我们工作养活奶奶。”唉,我心里乱七八糟的,一宿都没有睡安稳。海棠树的叶子不动了,仍然看得见那几颗星星
有好几年,我心里总象藏着个偷来的赃物。听忆苦报告的时候,我又紧张又羞愧。看小说看到地主欺压农民的时候,我心里一阵阵发慌、发问。我也不再敢唱那只歌——“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过队日时,大家一起合唱,我的声音也小了。我不是不想唱,可我总想起奶奶,一想起奶奶,声音就不由得变小了。奶奶要不是地主多好呵!
我是解放后出生的,但还赶上了一些旧北京的“尾巴”大人门都说我记事早。那时候,从早到晚,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和耍手艺的不断。
一清早,就有挎着笸箩卖烧饼果子的,挎着小一点的笸箩卖烂糊芸豆的,挑着挑儿卖老豆腐的。卖烂糊芸豆的还有一块布,你要是多花一分钱,他就把芸豆包在布里,给你捏成一个小芸豆饼。奶奶有时候给我买一小碗芸豆,但绝不让捏成饼,说他那块布一点都不干净。
我就是想要一个芸豆饼,于是哭、闹。奶奶找来一块干净布,自己给我捏。我还是哭、还是闹,说那根本不是芸豆饼,跟卖的一点都不一样。奶奶就说:“再不听话,你长大了也去卖芸豆!那个卖芸豆的老头儿就是从小不听话,长大了没出息,去卖芸豆。笑的,也不觉着累,”奶奶说。“老了老了,没曾想还赶上了好时候,”
奶奶说“唉,你们生的是时候呀!我还有几天儿?”奶奶也常流露出遗憾。
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哪一颗星星是奶奶的呢?
我知道,奶奶是真心爱这新社会的。
那些星星都是死去的人变的,为了给活着的人把夜路照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奶奶又戴上了一顶“帽子”不叫地主,叫“摘帽地主”其实和地主一样,占黑五类之首。所不同的是“摘帽地主”更狡猾些;一个地主,竟然能够“摘帽”显见其伪装是何等的高明,其用心是可等的险恶,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是何等的不可低估。而且这也成了“刘邓路线”的罪行之一。
奶奶先是不能再做补花了。社会主义的工作怎么能给一个地主呢?
后来,也不能再当院里的卫生负责人了。权力当然更重要。
奶奶倒没有哭,她吓傻了。爸爸、妈妈也吓傻了。好多人都吓傻了。好多吓傻了的人也都在做着傻事,做傻事时的样子也都足以把别人吓傻。
先是惠芬三姐从学校里回来,用了半天时间,把院子里的花全刨了。接着是北屋宋家几个闺女把自己家的硬木大立柜抬到院当中,用斧子给劈了。爸爸也偷偷地烧了几本书。奶奶整天躲在屋子里,掀开一角窗帘往外看;也不怎么做饭,顿顿下挂面。传说垃圾站发现了好几根金条。街道积极分子们怀疑是我们院里的人扔出去的,一是因为我们院离垃圾站近,二是因为我们院里除了八子家成份好,其余的都是黑九类。
惠芬三姐当了“红卫兵”一身军装,扎一条武装带,长辫子剪了,剪成了短发。说实在的,我觉得她更漂亮了。
我在学校里也想参加红卫兵,可是我出身不是红五类,不行。我跟着几个红五类的同学去抄过一个老教授的家,只是把几个花瓶给摔碎,没别的可抄。后来有个同学提议给老教授把头发剪成羊头。剪没剪我就不知道了,来了几个高中同学,把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全从抄家队伍中清除出去了。我和另几个被清除出来的同学在街上惶然地走着,走进食品店买了几颗话梅吃,然后各自回家。
院里很乱,惠芬三姐带了好几个大学的红卫兵,挨家挨户地搜查。
象是全院大扫除,各家的东西都摆到了院子里。我们家里也都空了,爸爸、妈妈和奶奶坐在凳子上低声说着什么,很恐怖、很警觉的样子。
“真是没想到,”妈妈说。
“平时看着可是挺老实的人,”奶奶说。
“您可别再这么说了,老实人会藏这些东西?”
“谁呀?藏了什么?”我问。
原来是惠芬三姐带着人从那个最懂戏的老太太家抄出了两箱子绸缎、一盒子金银首饰、还有一本书,书上有蒋介石的像。
“在哪儿呢?”
“已经送走了,连东西带人都送走了。”
我隔着窗户往外看。又来了几个红卫兵,惠芬三姐正和一个挺高挺魁梧的男的说话,嗓门儿很大。她过去可从来不大声说话的。她还说了一句“x他妈的”从表情上看好像她并没有那么说。也许是我听错了?我们学校的那些女生也都那么说了。我觉得我们男生那么说说还可以
妈妈让我回学校去住。我上中学的时候住校。妈妈说:“这一阵子先不要回家,有什么事我去找你。”妈妈给了我三十块钱,六十斤粮票,看来够两个月的伙食费了。
晚上,我蹬上我那辆破自行车回学校。我兜里第一次掖了那么多钱、那么多粮票。路上冷冷清清的。已经是秋天了。自行车轧在于黄的落叶上“嚓嚓”地响。路灯的光线很昏暗,影子从车轮下伸出来,变长,变长,又消失了。我好像一时忘记了奶奶,只想着回到学校里该怎么办。那条路很长,全是落叶
一天,妈妈到学校来找我,对我说,要是想回家就到她的单位去,她在那儿找了一间房;奶奶已经回老家了。
“什么时候?”
“前天。”
“怎么啦?”
“没怎么。我们怕出事,和你爸爸商量,不如先让奶奶到老家去”
我倒是松了一口气。那些天听说了好几起打死人的事了。不过坦白地说,我松了一口气的原因还有一个:奶奶不在了,别人也许就不会知道我是跟着奶奶长大的了。我生怕班里的红卫兵知道了这一点,算我是地主出身。
“过些时候,我就去看你奶奶,再给她送些东西去。”妈妈说,声音有些抖。
忘记是为了什么了,我又回了一趟家(可能是为了拿一件什么东西)。院里已经面目全非了。花没了;地上刨得乱七八糟的,没人管;每棵树上都钉上了一块语录牌;搬来了好几家新街坊。八子家也搬走了,听说搬到胡同东头的一个大院子里去了。那儿原来住着个资本家,被轰走了,空下来不少好房。我走进屋里,才又想到,奶奶走了。屋里的东西归置得很整齐,只是落满了灰尘。奶奶不在了。奶奶在的时候从来没有灰尘。那个小线笸箩还在床上,里面是一绺绺彩色的丝线,是奶奶做补花用的。我一直默默地坐着。天黑了。是阴天,没有星星。
奶奶这会儿在哪儿呢?干什么呢?屋里没有别人,我哭了。我想起小时候,别人对奶奶说:“奶奶带起来的,长大了也忘不了奶奶。”奶奶笑笑说:“等不到那会儿哟!”海棠树的叶子落光了,没有星星。世界好像变了个样子。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个严肃的结尾,大约都是突然面对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再不能睡一宿觉就把它忘掉,事后你发现,童年不复存在了。
接着是轰轰烈烈的两三年。我时常想起奶奶。但史无前例的事太多,听也听不过来,想也想不过来。不断地把人打倒,人倒不断地明白了许多事情。打人也是为革命,骂人也是为革命,光吃不干也是为革命,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乃至行凶放火也是为革命。只要说是为革命,干什么就都有理。理随即也就不值钱。
接着是上山下乡。抡镢头的为革命而抡镢头,养妾选美的为革命而养妾选美;饥寒交迫的为革命而饥寒交迫,挥霍无度的为革命而无度地挥霍。革命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在延安插队的时候,妈妈来信说奶奶回来了,奶奶岁数太大了,农村里没她干的活,公社给了证明,说奶奶改造得好,态度非常老实。
奶奶又在北京落下了户口。
七二年我也转回了北京。那年奶奶七十岁,头发全白了。爸爸、妈妈又都到云南干校去了,又剩了我跟奶奶。或者说是,奶奶跟着我。
我已经二十出头了。我懂得了什么是历史。很多事情并非是因为人怎么坏,而是因为人类还没有弄明白那些事情为什么是坏。譬如说奶奶,她还不明白地主为什么坏,就注定是地主了。也可以说这是命运,但革命不正是为了把全人类都从那种厄运中解放出来么?
但那还是一九七二年。
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是半夜。在车站坐了半宿,到家的时候天还不亮。我推推院门,院门开了。我推推屋门,门上有锁。我一愣。院里的人还都没起。很静,谁家屋里传出响亮的鼾声。奶奶这么早上哪儿了呢?还是那四棵树,一棵梨树,三棵海棠,但树叶都被虫子咬得斑斑驳驳的。院里盖起了好几间小厨房,歪七扭八,灰压压的。
北屋门一响,宋家老头出来了:“哟,你回来啦?你奶奶这几天净念叨你呢。”
“我奶奶这么早上哪儿了?”
“你没瞧见?就在外头扫街哪。”
我跑出院门。远远的晨雾中,有一个人影,用的是长把笤帚,是奶奶。后来我才知道,奶奶这么早来扫街,是为了躲过人多的时候,怕让人看见。她现在是以一个地主的身份在扫街,在改造,不是象当年那样是卫生负责人。
奶奶见了我可是立刻就哭了。
我把奶奶搀进屋,劝她,安慰她。我才不说“这是群众运动,您应当理解”呢!她怎么会理解呢?多少大人物不是都不理解吗?只是当我说到“群众的眼睛是亮的”的时候,奶奶才不哭了,连连点头,说街坊邻居对她都不错,街道积极分子对她也不错,居委会主任还偷偷劝她别往心里去,扫起街来也得悠着点。奶奶扫街总是超额,甚至加倍。“还记得八子吗?”奶奶问我。“当然。”我早就听说八子这几年在街上很出名,外号叫“八爷”一般的流氓小偷都服他。八子没有去插队。“可不是吗,唉!可是他见了我,还是管我叫奶奶。”
奶奶说。这似乎使她非常感动。奶奶又说:“没人的时候我跟八子说,可得好好的,要不将来后悔一辈子。他倒是低头儿听着。别人说他,他连听都不听呢。”“他进工厂了?”“没有。先前他想进工厂,人家说他不去插队,不给他分配。这会儿人家给他分配了,他又嫌工作不好,不去,等着。他可倒也不缺钱花,又抽烟,又喝酒。他还老跟我说:象您这么老实管什么用!”
“惠芬三姐呢?”
“咳,还提惠芬呢!分配在外地,二十七八了,还没个对象。他那个对象武斗的时候死了,惠芬总还是想着那个人,时常说点子不着边儿的话,说不是那个人她就不结婚可那个人都死了好几年啦。
这都是八子跟我说的。头些日子,我扫街时候碰上了惠芬,她头儿也不抬。八子说,她不是光不理我,谁她都不理”
我想起六六年查抄四旧的时候了,在院子里,惠芬三姐和一个男
大学生说话,那男的又高又魁梧“他会不会就是惠芬三姐的对象呢?”
唉!“奶奶,咱们包扁豆馅饺子吧!”我说。世上的事都想明白了好像也不符合辩证法。
“行啊!”奶奶高兴起来:“我给你钱,你去买肉馅吧。”
妈妈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回了北京好好照顾奶奶,想办法给奶奶弄点好的吃。奶奶一个人老是熬粥、吃馒头、炒白菜什么的;她不愿意去买肉,怕让人看见说她没改造好。
“您管它那些呢!”我说:“肉铺里卖肉就是为让人吃的。革命就是为让所有的人都过好日子!”
“可还有好些人连馒头、炒白菜都吃不上呢。老家的人,好些贫下中农,吃也吃不饱。”奶奶一本正经的神气。
我真得承认:奶奶的觉悟比我高。我开了个玩笑:“您可不能这么说。您说贫下中农现在还吃不饱,那还行?”
奶奶吓坏了,说不出话来、可不?在那些年,这可不是玩笑。
最后这几年,奶奶依旧是很忙。天不亮就去扫街。吃了早饭就去参加街道上办的“专政学习班”下午又去挖防空洞。
“您这么大岁数,挖什么呀?还不够添乱的呢!”我说。
奶奶听了不高兴:“我能帮着往外撮土。”
“要不我替您去吧。我挖一天够您挖十天的。我替您去干一天您就歇十天。”
“那可不行。人家让我去是信任我。你可别外头瞎说去。好不容易人家这才让我去了。”
奶奶还是那么事事要强。
最让奶奶难受的是人家不让她去值班。那时候,无论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北京所有的小胡同里都有人值班。绝大多数是没有工作的老头、老太太,都是成份好的,站在胡同口,或拿个小板凳坐在墙角里,监视坏人,维护治安。每个人值两个小时,一班接一班。奶奶看人家值班,很眼热,但她的成份不好。
一天,街道积极分子来找奶奶,说是晚十点到十二点这一班没人了,李老头病了,何大妈家里离不开,一时没处找人去,让奶奶值一班。奶奶可忙开了,又找棉袄,又找棉鞋。秋风刮得挺大。
“真要是有坏人,您能管得了什么?他会等着让您给他一拐棍儿?”
“人家这是信任我。”
“就算您用拐棍儿把他的腿勾住了,他也得把您拉个大马趴。”
“我不会喊?”
“我替您去吧。”
“那可不行!”奶奶穿好了棉衣,拿着拐棍儿,提着板凳,掖着手电筒,全副武装地出了门。
我出门去看了看。奶奶正和上一班的一个老头在聊天。还不到十点。两个人聊得挺热火。风挺大,街上没什么人。那老头在抱怨他孙子结婚没有房
十点刚过,奶奶回来了。
“怎么啦?”奶奶说:“又有人接班了。”脸色挺难看。
“有人了更好。咱们睡觉。”
奶奶不言语,脱棉袄的时候,不小心把手电筒掉地上了,玻璃摔碎了。
“您累了吧?我给您按摩按摩?”
奶奶趴在床上。我给她按摩腰和背。她还是一到晚上就腰酸背疼。
我想起小时候给奶奶踩腰,觉得她的腰背是那样漫长。如今她的腰和背却像是山谷和山峰,腰往下塌,背往上凸。
我看见奶奶在擦眼泪。
“算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说。
“赶情你们都没事儿。我妈算是瞎了眼,让我到了你们‘老史家’来”
海棠树的叶子又落了,树枝在风中摇。星星真不少,在遥远的宇宙间痴痴地望着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
那是一九七五年,奶奶七十三岁。那夜奶奶没有再醒来。我发现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变凉。估计是脑溢血。很可能是脑溢血。
给奶奶穿鞋的时候我哭了。那双小脚儿,似乎只有一个大拇趾和一个脚后跟。这双脚走过了多少路呵。这双脚曾经也是能蹦能跳的。
如今走到了头。也许她还在走,走进了天国,在宇宙中变成了一颗星星
现在毕竟不是过去了。现在,在任何场合,我都敢于承认:我是奶奶带大的,我爱她,我忘不了她。而且她实在也是爱这新社会的。
一个好的社会,是会被几乎所有的人爱的。奶奶比那些改造好了的国民党战犯更有理由爱这新社会。知道她这一生的人,都不怀疑这一点。
当然,最后这几年,她心里一定非常惶惑。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是这样一件事:那时每天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念报纸上的社论。在那个“专政学习班”里,奶奶是学的最好的一个。她一字一顿地念,象当年念扫盲课本时那样。我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看书。显然是有些段落她看不大懂,不时看看我,想找机会让我给她讲一讲。我故意装得很忙,不给她这个机会,心想:您就是学得再好再虔诚些,人家又能对您怎么样?那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净是些狗屁不通的社论。奶奶给我倒茶,终于找到了机会。
“你给我讲讲这一段行不?”
“咳,您不懂!”
“你不告诉我,我可不老是不懂。”
“您懂了又怎么样?啊?又怎么样?”
奶奶分明听出了我的话外之音。她默默地坐着,一声不响。第二天晚上,她还是一字一句地自己念报纸,不再问我。我一看她,她的声音就变小,挺难为情似的
老海棠树还活着、枝叶间,星星在天上。我认定那是奶奶的星星。
据说有一种蚂蚁,遇到火就大家抱成一个球,滚过去,总有一些被烧死,也总有一些活过来,继续往前爬。人类的路本来很艰难。前些时候碰上了惠芬三姐,听说因为她文革中做了些错事,弄得她很苦恼,很多事都受到影响。我就又想起了奶奶的星星。历史,要用许多不幸和错误去铺路,人类才变得比那些蚂蚁更聪明。人类浩荡前行,在这条路上,不是靠的恨,而是靠的爱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
p; “地、富、反、坏、右,你们是占的前两位。今后呢?你们还是要认真改造自己”
我赶紧离开窗台,站在台阶下不知该干什么,脑袋里“嗡嗡”的。
地主?奶奶也是地主?
八子来了。“嘿!看,六个!”
我应了一声,赶紧往前院走。
“后院有吗?你怎么啦?”
“后院没有,咱们还上前院吧。”
“前院都没啦!”
“那,咱们玩爬杆去吧。”我拉着八子往前院走,我怕他也听见
奶奶拿回来一个白色的卡片。爸爸、妈妈围在奶奶身边看,样子倒象是很高兴。奶奶直擦眼泪。
“这回就行了,您就甭难受了,”爸爸说。
“就是说,您跟大伙都一样了,也有选举权了,”妈妈说。
我趴在床上不说话。这是怎么回事呀?我又不敢问。
“跟了你们老史家,唉”奶奶又是那句话,说话的声音也有些颤抖:“解放前我也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呀,比老妈子能强多少
“您可不能这么想,”妈妈说:“您过的日子再不舒心,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呀!工人、农民呢?人家过的什么日子?”
奶奶的脸腾地红了,慌忙点头:“我知道,我知道。我就那么一说。人家过得牛马不如,这我都知道。”
过了一会,奶奶又对爸爸说:“你还记得给老史家扛活的刘四吗?
后来得肺病死了,剩下刘四媳妇带着仨孩子那时候我也是自个儿带着你们仨。我就跟你大哥说过,真要是分了家,咱们这份儿由我作主,我就把那一亩多地给了刘四媳妇”
“您可也别总说这事儿,”妈妈又说:“那是因为您有,不在乎那一亩多。”
奶奶愣了一会,说:“可不也是,让我都给,我准不干。还不是剥削思想?”
“行了,”爸爸弹弹那张白卡片说:“这回您就过舒心日子吧。”
奶奶把白卡片用一条新毛巾包起来,说:“打解了放,没什么人告诉我,我也是爱这新社会。我可不想再受你们老史家的气哟,这孩子八成着凉了吧?我说不带他去”奶奶才发现我蔫蔫地趴在床上,忙打住话头,哄我去睡觉。
奶奶摸摸我的头:“不烧。准是玩累了。”
奶奶给我打来洗脚木,又摸摸我的头:“明儿奶奶给你包饺子,扁豆馅的,爱吃吗?”奶奶也好像高兴起来了。
直到半夜我还没睡着。我听见奶奶总翻身,大概也没睡着。我不敢动,我怕奶奶知道我在想什么。窗外,海棠树的叶子轻轻地摇晃,露出几颗星星。奶奶怎么会是地主呢?我想起过去奶奶给我讲半夜鸡叫的时候“周扒皮就靠剥削人过日子。”奶奶说。“什么叫剥削呀?”我问。“就是光吃饭不干活儿。”“那我是吗?”“你不是,你还小。”“那您是吗?”真的,奶奶那时就不说话了,是爸爸把话接了过去:“奶奶不是做补花吗?奶奶老了,我们工作养活奶奶。”唉,我心里乱七八糟的,一宿都没有睡安稳。海棠树的叶子不动了,仍然看得见那几颗星星
有好几年,我心里总象藏着个偷来的赃物。听忆苦报告的时候,我又紧张又羞愧。看小说看到地主欺压农民的时候,我心里一阵阵发慌、发问。我也不再敢唱那只歌——“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过队日时,大家一起合唱,我的声音也小了。我不是不想唱,可我总想起奶奶,一想起奶奶,声音就不由得变小了。奶奶要不是地主多好呵!
我是解放后出生的,但还赶上了一些旧北京的“尾巴”大人门都说我记事早。那时候,从早到晚,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和耍手艺的不断。
一清早,就有挎着笸箩卖烧饼果子的,挎着小一点的笸箩卖烂糊芸豆的,挑着挑儿卖老豆腐的。卖烂糊芸豆的还有一块布,你要是多花一分钱,他就把芸豆包在布里,给你捏成一个小芸豆饼。奶奶有时候给我买一小碗芸豆,但绝不让捏成饼,说他那块布一点都不干净。
我就是想要一个芸豆饼,于是哭、闹。奶奶找来一块干净布,自己给我捏。我还是哭、还是闹,说那根本不是芸豆饼,跟卖的一点都不一样。奶奶就说:“再不听话,你长大了也去卖芸豆!那个卖芸豆的老头儿就是从小不听话,长大了没出息,去卖芸豆。笑的,也不觉着累,”奶奶说。“老了老了,没曾想还赶上了好时候,”
奶奶说“唉,你们生的是时候呀!我还有几天儿?”奶奶也常流露出遗憾。
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哪一颗星星是奶奶的呢?
我知道,奶奶是真心爱这新社会的。
那些星星都是死去的人变的,为了给活着的人把夜路照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奶奶又戴上了一顶“帽子”不叫地主,叫“摘帽地主”其实和地主一样,占黑五类之首。所不同的是“摘帽地主”更狡猾些;一个地主,竟然能够“摘帽”显见其伪装是何等的高明,其用心是可等的险恶,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是何等的不可低估。而且这也成了“刘邓路线”的罪行之一。
奶奶先是不能再做补花了。社会主义的工作怎么能给一个地主呢?
后来,也不能再当院里的卫生负责人了。权力当然更重要。
奶奶倒没有哭,她吓傻了。爸爸、妈妈也吓傻了。好多人都吓傻了。好多吓傻了的人也都在做着傻事,做傻事时的样子也都足以把别人吓傻。
先是惠芬三姐从学校里回来,用了半天时间,把院子里的花全刨了。接着是北屋宋家几个闺女把自己家的硬木大立柜抬到院当中,用斧子给劈了。爸爸也偷偷地烧了几本书。奶奶整天躲在屋子里,掀开一角窗帘往外看;也不怎么做饭,顿顿下挂面。传说垃圾站发现了好几根金条。街道积极分子们怀疑是我们院里的人扔出去的,一是因为我们院离垃圾站近,二是因为我们院里除了八子家成份好,其余的都是黑九类。
惠芬三姐当了“红卫兵”一身军装,扎一条武装带,长辫子剪了,剪成了短发。说实在的,我觉得她更漂亮了。
我在学校里也想参加红卫兵,可是我出身不是红五类,不行。我跟着几个红五类的同学去抄过一个老教授的家,只是把几个花瓶给摔碎,没别的可抄。后来有个同学提议给老教授把头发剪成羊头。剪没剪我就不知道了,来了几个高中同学,把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全从抄家队伍中清除出去了。我和另几个被清除出来的同学在街上惶然地走着,走进食品店买了几颗话梅吃,然后各自回家。
院里很乱,惠芬三姐带了好几个大学的红卫兵,挨家挨户地搜查。
象是全院大扫除,各家的东西都摆到了院子里。我们家里也都空了,爸爸、妈妈和奶奶坐在凳子上低声说着什么,很恐怖、很警觉的样子。
“真是没想到,”妈妈说。
“平时看着可是挺老实的人,”奶奶说。
“您可别再这么说了,老实人会藏这些东西?”
“谁呀?藏了什么?”我问。
原来是惠芬三姐带着人从那个最懂戏的老太太家抄出了两箱子绸缎、一盒子金银首饰、还有一本书,书上有蒋介石的像。
“在哪儿呢?”
“已经送走了,连东西带人都送走了。”
我隔着窗户往外看。又来了几个红卫兵,惠芬三姐正和一个挺高挺魁梧的男的说话,嗓门儿很大。她过去可从来不大声说话的。她还说了一句“x他妈的”从表情上看好像她并没有那么说。也许是我听错了?我们学校的那些女生也都那么说了。我觉得我们男生那么说说还可以
妈妈让我回学校去住。我上中学的时候住校。妈妈说:“这一阵子先不要回家,有什么事我去找你。”妈妈给了我三十块钱,六十斤粮票,看来够两个月的伙食费了。
晚上,我蹬上我那辆破自行车回学校。我兜里第一次掖了那么多钱、那么多粮票。路上冷冷清清的。已经是秋天了。自行车轧在于黄的落叶上“嚓嚓”地响。路灯的光线很昏暗,影子从车轮下伸出来,变长,变长,又消失了。我好像一时忘记了奶奶,只想着回到学校里该怎么办。那条路很长,全是落叶
一天,妈妈到学校来找我,对我说,要是想回家就到她的单位去,她在那儿找了一间房;奶奶已经回老家了。
“什么时候?”
“前天。”
“怎么啦?”
“没怎么。我们怕出事,和你爸爸商量,不如先让奶奶到老家去”
我倒是松了一口气。那些天听说了好几起打死人的事了。不过坦白地说,我松了一口气的原因还有一个:奶奶不在了,别人也许就不会知道我是跟着奶奶长大的了。我生怕班里的红卫兵知道了这一点,算我是地主出身。
“过些时候,我就去看你奶奶,再给她送些东西去。”妈妈说,声音有些抖。
忘记是为了什么了,我又回了一趟家(可能是为了拿一件什么东西)。院里已经面目全非了。花没了;地上刨得乱七八糟的,没人管;每棵树上都钉上了一块语录牌;搬来了好几家新街坊。八子家也搬走了,听说搬到胡同东头的一个大院子里去了。那儿原来住着个资本家,被轰走了,空下来不少好房。我走进屋里,才又想到,奶奶走了。屋里的东西归置得很整齐,只是落满了灰尘。奶奶不在了。奶奶在的时候从来没有灰尘。那个小线笸箩还在床上,里面是一绺绺彩色的丝线,是奶奶做补花用的。我一直默默地坐着。天黑了。是阴天,没有星星。
奶奶这会儿在哪儿呢?干什么呢?屋里没有别人,我哭了。我想起小时候,别人对奶奶说:“奶奶带起来的,长大了也忘不了奶奶。”奶奶笑笑说:“等不到那会儿哟!”海棠树的叶子落光了,没有星星。世界好像变了个样子。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个严肃的结尾,大约都是突然面对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再不能睡一宿觉就把它忘掉,事后你发现,童年不复存在了。
接着是轰轰烈烈的两三年。我时常想起奶奶。但史无前例的事太多,听也听不过来,想也想不过来。不断地把人打倒,人倒不断地明白了许多事情。打人也是为革命,骂人也是为革命,光吃不干也是为革命,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乃至行凶放火也是为革命。只要说是为革命,干什么就都有理。理随即也就不值钱。
接着是上山下乡。抡镢头的为革命而抡镢头,养妾选美的为革命而养妾选美;饥寒交迫的为革命而饥寒交迫,挥霍无度的为革命而无度地挥霍。革命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在延安插队的时候,妈妈来信说奶奶回来了,奶奶岁数太大了,农村里没她干的活,公社给了证明,说奶奶改造得好,态度非常老实。
奶奶又在北京落下了户口。
七二年我也转回了北京。那年奶奶七十岁,头发全白了。爸爸、妈妈又都到云南干校去了,又剩了我跟奶奶。或者说是,奶奶跟着我。
我已经二十出头了。我懂得了什么是历史。很多事情并非是因为人怎么坏,而是因为人类还没有弄明白那些事情为什么是坏。譬如说奶奶,她还不明白地主为什么坏,就注定是地主了。也可以说这是命运,但革命不正是为了把全人类都从那种厄运中解放出来么?
但那还是一九七二年。
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是半夜。在车站坐了半宿,到家的时候天还不亮。我推推院门,院门开了。我推推屋门,门上有锁。我一愣。院里的人还都没起。很静,谁家屋里传出响亮的鼾声。奶奶这么早上哪儿了呢?还是那四棵树,一棵梨树,三棵海棠,但树叶都被虫子咬得斑斑驳驳的。院里盖起了好几间小厨房,歪七扭八,灰压压的。
北屋门一响,宋家老头出来了:“哟,你回来啦?你奶奶这几天净念叨你呢。”
“我奶奶这么早上哪儿了?”
“你没瞧见?就在外头扫街哪。”
我跑出院门。远远的晨雾中,有一个人影,用的是长把笤帚,是奶奶。后来我才知道,奶奶这么早来扫街,是为了躲过人多的时候,怕让人看见。她现在是以一个地主的身份在扫街,在改造,不是象当年那样是卫生负责人。
奶奶见了我可是立刻就哭了。
我把奶奶搀进屋,劝她,安慰她。我才不说“这是群众运动,您应当理解”呢!她怎么会理解呢?多少大人物不是都不理解吗?只是当我说到“群众的眼睛是亮的”的时候,奶奶才不哭了,连连点头,说街坊邻居对她都不错,街道积极分子对她也不错,居委会主任还偷偷劝她别往心里去,扫起街来也得悠着点。奶奶扫街总是超额,甚至加倍。“还记得八子吗?”奶奶问我。“当然。”我早就听说八子这几年在街上很出名,外号叫“八爷”一般的流氓小偷都服他。八子没有去插队。“可不是吗,唉!可是他见了我,还是管我叫奶奶。”
奶奶说。这似乎使她非常感动。奶奶又说:“没人的时候我跟八子说,可得好好的,要不将来后悔一辈子。他倒是低头儿听着。别人说他,他连听都不听呢。”“他进工厂了?”“没有。先前他想进工厂,人家说他不去插队,不给他分配。这会儿人家给他分配了,他又嫌工作不好,不去,等着。他可倒也不缺钱花,又抽烟,又喝酒。他还老跟我说:象您这么老实管什么用!”
“惠芬三姐呢?”
“咳,还提惠芬呢!分配在外地,二十七八了,还没个对象。他那个对象武斗的时候死了,惠芬总还是想着那个人,时常说点子不着边儿的话,说不是那个人她就不结婚可那个人都死了好几年啦。
这都是八子跟我说的。头些日子,我扫街时候碰上了惠芬,她头儿也不抬。八子说,她不是光不理我,谁她都不理”
我想起六六年查抄四旧的时候了,在院子里,惠芬三姐和一个男
大学生说话,那男的又高又魁梧“他会不会就是惠芬三姐的对象呢?”
唉!“奶奶,咱们包扁豆馅饺子吧!”我说。世上的事都想明白了好像也不符合辩证法。
“行啊!”奶奶高兴起来:“我给你钱,你去买肉馅吧。”
妈妈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回了北京好好照顾奶奶,想办法给奶奶弄点好的吃。奶奶一个人老是熬粥、吃馒头、炒白菜什么的;她不愿意去买肉,怕让人看见说她没改造好。
“您管它那些呢!”我说:“肉铺里卖肉就是为让人吃的。革命就是为让所有的人都过好日子!”
“可还有好些人连馒头、炒白菜都吃不上呢。老家的人,好些贫下中农,吃也吃不饱。”奶奶一本正经的神气。
我真得承认:奶奶的觉悟比我高。我开了个玩笑:“您可不能这么说。您说贫下中农现在还吃不饱,那还行?”
奶奶吓坏了,说不出话来、可不?在那些年,这可不是玩笑。
最后这几年,奶奶依旧是很忙。天不亮就去扫街。吃了早饭就去参加街道上办的“专政学习班”下午又去挖防空洞。
“您这么大岁数,挖什么呀?还不够添乱的呢!”我说。
奶奶听了不高兴:“我能帮着往外撮土。”
“要不我替您去吧。我挖一天够您挖十天的。我替您去干一天您就歇十天。”
“那可不行。人家让我去是信任我。你可别外头瞎说去。好不容易人家这才让我去了。”
奶奶还是那么事事要强。
最让奶奶难受的是人家不让她去值班。那时候,无论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北京所有的小胡同里都有人值班。绝大多数是没有工作的老头、老太太,都是成份好的,站在胡同口,或拿个小板凳坐在墙角里,监视坏人,维护治安。每个人值两个小时,一班接一班。奶奶看人家值班,很眼热,但她的成份不好。
一天,街道积极分子来找奶奶,说是晚十点到十二点这一班没人了,李老头病了,何大妈家里离不开,一时没处找人去,让奶奶值一班。奶奶可忙开了,又找棉袄,又找棉鞋。秋风刮得挺大。
“真要是有坏人,您能管得了什么?他会等着让您给他一拐棍儿?”
“人家这是信任我。”
“就算您用拐棍儿把他的腿勾住了,他也得把您拉个大马趴。”
“我不会喊?”
“我替您去吧。”
“那可不行!”奶奶穿好了棉衣,拿着拐棍儿,提着板凳,掖着手电筒,全副武装地出了门。
我出门去看了看。奶奶正和上一班的一个老头在聊天。还不到十点。两个人聊得挺热火。风挺大,街上没什么人。那老头在抱怨他孙子结婚没有房
十点刚过,奶奶回来了。
“怎么啦?”奶奶说:“又有人接班了。”脸色挺难看。
“有人了更好。咱们睡觉。”
奶奶不言语,脱棉袄的时候,不小心把手电筒掉地上了,玻璃摔碎了。
“您累了吧?我给您按摩按摩?”
奶奶趴在床上。我给她按摩腰和背。她还是一到晚上就腰酸背疼。
我想起小时候给奶奶踩腰,觉得她的腰背是那样漫长。如今她的腰和背却像是山谷和山峰,腰往下塌,背往上凸。
我看见奶奶在擦眼泪。
“算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说。
“赶情你们都没事儿。我妈算是瞎了眼,让我到了你们‘老史家’来”
海棠树的叶子又落了,树枝在风中摇。星星真不少,在遥远的宇宙间痴痴地望着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
那是一九七五年,奶奶七十三岁。那夜奶奶没有再醒来。我发现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变凉。估计是脑溢血。很可能是脑溢血。
给奶奶穿鞋的时候我哭了。那双小脚儿,似乎只有一个大拇趾和一个脚后跟。这双脚走过了多少路呵。这双脚曾经也是能蹦能跳的。
如今走到了头。也许她还在走,走进了天国,在宇宙中变成了一颗星星
现在毕竟不是过去了。现在,在任何场合,我都敢于承认:我是奶奶带大的,我爱她,我忘不了她。而且她实在也是爱这新社会的。
一个好的社会,是会被几乎所有的人爱的。奶奶比那些改造好了的国民党战犯更有理由爱这新社会。知道她这一生的人,都不怀疑这一点。
当然,最后这几年,她心里一定非常惶惑。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是这样一件事:那时每天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念报纸上的社论。在那个“专政学习班”里,奶奶是学的最好的一个。她一字一顿地念,象当年念扫盲课本时那样。我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看书。显然是有些段落她看不大懂,不时看看我,想找机会让我给她讲一讲。我故意装得很忙,不给她这个机会,心想:您就是学得再好再虔诚些,人家又能对您怎么样?那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净是些狗屁不通的社论。奶奶给我倒茶,终于找到了机会。
“你给我讲讲这一段行不?”
“咳,您不懂!”
“你不告诉我,我可不老是不懂。”
“您懂了又怎么样?啊?又怎么样?”
奶奶分明听出了我的话外之音。她默默地坐着,一声不响。第二天晚上,她还是一字一句地自己念报纸,不再问我。我一看她,她的声音就变小,挺难为情似的
老海棠树还活着、枝叶间,星星在天上。我认定那是奶奶的星星。
据说有一种蚂蚁,遇到火就大家抱成一个球,滚过去,总有一些被烧死,也总有一些活过来,继续往前爬。人类的路本来很艰难。前些时候碰上了惠芬三姐,听说因为她文革中做了些错事,弄得她很苦恼,很多事都受到影响。我就又想起了奶奶的星星。历史,要用许多不幸和错误去铺路,人类才变得比那些蚂蚁更聪明。人类浩荡前行,在这条路上,不是靠的恨,而是靠的爱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