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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般所想象的要聪明得多，于是仆人便想到，这里不外是两件事：要么公爵是个不屑一顾的疯子，一定是来告穷求援的；要么公爵是个傻瓜，没有自尊心，因为聪明、自尊的公爵是不会坐在前厅并跟仆人谈自己的事的。这么说来，不论是这种还是那种情况，是否得由他担责任呢？
“您还是请去会客室吧，”他尽量坚决地说。
“要是坐那里的活，就不会向您解释这一切了，”公爵快活地笑了起来“这么说，您瞧着我的风衣和包裹，还是不放心。也许，现在您已没什么必要等秘书了，还是自己去报告吧。”
“像您这样的来访者，没有秘书我是不能通报的。何况刚才大人还亲自吩咐，上校在的时候，无论谁来都不要骚扰他们，而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维奇无须禀报就可进去。”
“是官员吗？”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吗？不是，他在公司里供职，您哪怕把包裹放在这里也好。”
“我早就想到了，只要您允许。还有，我可以把风衣也脱掉吗？”
“当然，不能穿着风衣进去见他呀！”
公爵站起身，急忙脱下风衣，只剩下已经穿旧但相当体面、缝制精巧的上衣，背心上挂着一条钢链，钢链上是一只日内瓦的银表。
仆人已经认定，公爵是个傻瓜，但将军的仆人仍然觉得，毕竟继续与访者交谈是不合礼节的，尽管不知为什么他喜欢公爵，当然、仅就某一点来讲是这样，但是，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公爵又激起了他的断然的和不该有的愤感。
“那么，将军夫人什么时候接见客人？”公爵又坐到原来的地方问。
“这已经不是我的事了。接见没有规定，要看是什么人，女裁缝11点钟也准许进去，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维奇也比别人早允准进去，甚至还允准进去吃早餐。”
“你们这里冬天房间里要比国外暖和，”公爵说“但是那里街上比我那儿暖和，而冬天屋子里俄罗斯人因为不习惯是无法生活的。”
“不生火吗？”
“是的，房子结构也不一样，也就是炉子和窗户不一样。”
“噢！您去了很久吗？”
“有四年，不过，我几乎老在一个地方呆着，在农村。”
“不习惯我们的生活了，是吗？”
“这倒是真的，相信不，我对自己也感到奇怪，没有忘记怎么说俄语，现在跟您在说话，而自己却在想：‘我可说得挺好。”也许，因此我才说这么多话。真的，从昨天起就老是想说俄语。”
“嗯！嘿！从前在彼得堡住过吗？”（不论仆人怎么克制自己，却不可能不维系这样彬彬有礼的客气的谈话）。
“彼得堡？几乎根本没有住过，只是路过，过去一点也不了解这儿的情；现在听说了许多新鲜事，据说，即使是原来了解彼得堡的人，也得重新了解，现在这里谈审理案件谈得很多。”
“嗯！审案子，审案倒确是审案。那里怎么样，是否更公正些？”
“我不知道。关于我们的审案，我倒是听到许多好话，比如，我们现在又没有死刑了。”
“那边判死刑吗？”
“是的，我在法国看见过，是在里昂，是施奈德把我带到那儿去的。”
“把人绞死？”
“不，在法国一直是砍头。”
“那么犯人叫喊吗？”
“哪里会喊？一霎那的时间。那是用一种叫斩首机的机器来执行死刑的，把人往里一放，一把大刀就落下来了，又重又有力量眼睛也来不及眨一下，头颅就掉下来了。准备工作是很沉重的。宣布判决，给犯人收拾停当，捆绑好，送上断头台，这才可怕呢！人们跑拢来，甚至还有妇女，虽然那里不喜欢妇女来看杀人。”
“这不是她们的事。”
“当然，当然！这是多么痛苦的事情！有个罪犯人很聪明，胆子大，也强悍，有些年纪了，姓列格罗。我讲给您听，信不信由您。他一边走上断头台，一边哭着，脸色白得像张纸。难道能这样？难道不可怕吗？谁会因恐惧而哭泣？我甚至没有想到，一个不是孩子的人，而且从来也不哭的45岁的汉子，竟会因恐惧而哭泣，此刻他的心里会发生什么情况，会使它发生怎样的痉挛？这只是对心灵的凌辱，而不是别的。圣经上说：‘不要杀人，’那么因为他杀了人，就要将他杀死吗？不，不能这样。我是一个月前看见这事的，可至今此景象尚浮现在眼前，梦见过五回。”
公爵讲这些的时候，甚至激奋起来，淡淡的红晕漾起在他那苍白的脸上，尽管他说话仍像原来那样平和。仆人怀着同情和兴趣注视着他，似乎他不想离开他，也许，他也是一一个富于想象和试图思考的人。
“好在掉脑袋那一会没有受很多痛苦，”他说。
“您不知道吗，”公爵热烈地应声说“您注意到这一点了，人家跟您一样，注意到的也正是这点，机器也是为此而想出来的：斩首机。我那时头脑里还冒出一个想法：也许这更不好，您会觉得这念头很怪，可是只要有点想象力，即便这样的念头也会冒出来的。您想想，比如，用刑，那就有皮肉痛苦，遍体鳞伤，这是肉体的折磨，因而也就能摆脱精神的痛苦，因为光这些伤痛就够折磨人的了，直至死去，而最主要的，最剧烈的痛苦，也许不是伤痛，而正是明明知道再过一小时，然后再过十分钟，然后再过半分钟，然后现在，马上——灵魂就会从躯体出窍，你便再也不是人了，这是确定无疑的，主要的正是确定无疑。而把头伸到屠刀底下）听见它将在头上面发出咋嚷一声，这四分之一秒是最可怕的。您知道，这不是我的瞎想，许多人都这样说过，我相信这点，因此我要直率地对您讲讲我的意见。因为杀人而处死人是比罪行本身重得多的惩罚，判处死刑比强盗杀人更要可怕得多。强盗害死的那个人，夜里在树林里被杀或者什么别的方式被害，直至最后那瞬间，一定还抱着有救的希望。有过一些例子，有的人喉咙已被割断了，还寄希望于或逃走或求饶。而被判死刑的人，所有这最后的一点希望（怀着希望死去要轻松十倍）也被确定无疑要死剥夺了，这是判决，全部可怕的痛苦也就在确定无疑、不可避免的这死亡上，世上没有比这更强烈的痛苦了。战斗中把一个士兵带来，让他对着大炮口，朝他开炮，他还一直怀着希望，但是对这个士兵宣读确定无疑的死刑判决，他则会发疯或者哭泣的，谁说人的天性能忍受这种折磨而不会发疯？为什么要有这种岂有此理、毫不需要、徒劳无益的侮辱呢？也可能有这样的人，对他宣读了死刑判决，让他受一番折磨，然后对他说：‘走吧，饶恕你了。’这个人也许能说说所受的折磨、基督也曾讲过这种折磨和这种恐惧。不，对人是不能这样的！”
仆人虽然不能像公爵那样表达这一切，也未能明白这一切，但是他理解了主要的内容，这甚至从他那流露出怜悯神情的脸上就可以看得出了。“既然您这么想抽烟，”他低声说“那么，好吧，可以抽，只不过要快点，因为将军要是突然问起来，您却不在就不好了。喏，就在楼梯下面，您看见了吧，有一扇门，走进门，右边是个小房间，那里可以抽烟，只不过请把通风小窗打开，因为这不合我们的规矩”
但公爵没有来得及去抽烟，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文件突然走进了前厅。仆人为他脱下了皮大衣，年轻人脱了一眼公爵。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内奇，”仆人神秘而又几乎是亲昵地说“这位据称是梅什金公爵，是夫人的亲戚，他坐火车从国外来，手上拿着包裹，一只”
接下去的话公爵没有听清楚，因为仆人开始低语着。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注意地听着，以极大的好奇心打量着公爵，最后不再听仆人说话，急匆匆走向公爵。
“您是梅什金公爵？”他异常殷勤和客气地间。这是个很漂亮的年轻人，也是28岁左右，身材匀称，头发淡黄、中等个子，拿破仑式的小胡子，有一张聪慧的，十分漂亮的脸蛋，只不过他的微笑尽管十分亲切，却显得过分乖巧，而目光呢，尽管非常快活和显见的坦诚，却又过分专注和探究。
“他一个人的时候，想必不会这样看人，也许，永远也不会笑的，”公爵不知怎么的有这样的感觉。
公爵很快地说明了他所能说明的一切，几乎也就是原先已经向仆人还有罗戈任说明过的那些话，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当时似乎想起了什么。
“是否是您，”他问“一年前或者还要近些时间寄来过一封信，好像是从瑞士寄来给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的。”
“正是。”
“那么这里是知道您并且肯定记得您的。您要见大人？我马上报告他一会儿就空了；只不过您暂时您先在客厅稍候为什么让客人待在这里？”他严厉地对仆人说。
“我说过了，他自己不想去”
这时书房门突然开了，一个军人手中拿着公文包，一边大声说着话，鞠着躬，一边从那里走出来。
“你在这里吗，加尼亚？”有个声音从书房里喊着“到这儿来一下！”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朝公爵点了一下头，匆匆走进了书房。
过了两分钟，门又开了，响起了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清脆的亲切的声音：
“公爵，请进！”
人一般所想象的要聪明得多，于是仆人便想到，这里不外是两件事：要么公爵是个不屑一顾的疯子，一定是来告穷求援的；要么公爵是个傻瓜，没有自尊心，因为聪明、自尊的公爵是不会坐在前厅并跟仆人谈自己的事的。这么说来，不论是这种还是那种情况，是否得由他担责任呢？
“您还是请去会客室吧，”他尽量坚决地说。
“要是坐那里的活，就不会向您解释这一切了，”公爵快活地笑了起来“这么说，您瞧着我的风衣和包裹，还是不放心。也许，现在您已没什么必要等秘书了，还是自己去报告吧。”
“像您这样的来访者，没有秘书我是不能通报的。何况刚才大人还亲自吩咐，上校在的时候，无论谁来都不要骚扰他们，而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维奇无须禀报就可进去。”
“是官员吗？”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吗？不是，他在公司里供职，您哪怕把包裹放在这里也好。”
“我早就想到了，只要您允许。还有，我可以把风衣也脱掉吗？”
“当然，不能穿着风衣进去见他呀！”
公爵站起身，急忙脱下风衣，只剩下已经穿旧但相当体面、缝制精巧的上衣，背心上挂着一条钢链，钢链上是一只日内瓦的银表。
仆人已经认定，公爵是个傻瓜，但将军的仆人仍然觉得，毕竟继续与访者交谈是不合礼节的，尽管不知为什么他喜欢公爵，当然、仅就某一点来讲是这样，但是，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公爵又激起了他的断然的和不该有的愤感。
“那么，将军夫人什么时候接见客人？”公爵又坐到原来的地方问。
“这已经不是我的事了。接见没有规定，要看是什么人，女裁缝11点钟也准许进去，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维奇也比别人早允准进去，甚至还允准进去吃早餐。”
“你们这里冬天房间里要比国外暖和，”公爵说“但是那里街上比我那儿暖和，而冬天屋子里俄罗斯人因为不习惯是无法生活的。”
“不生火吗？”
“是的，房子结构也不一样，也就是炉子和窗户不一样。”
“噢！您去了很久吗？”
“有四年，不过，我几乎老在一个地方呆着，在农村。”
“不习惯我们的生活了，是吗？”
“这倒是真的，相信不，我对自己也感到奇怪，没有忘记怎么说俄语，现在跟您在说话，而自己却在想：‘我可说得挺好。”也许，因此我才说这么多话。真的，从昨天起就老是想说俄语。”
“嗯！嘿！从前在彼得堡住过吗？”（不论仆人怎么克制自己，却不可能不维系这样彬彬有礼的客气的谈话）。
“彼得堡？几乎根本没有住过，只是路过，过去一点也不了解这儿的情；现在听说了许多新鲜事，据说，即使是原来了解彼得堡的人，也得重新了解，现在这里谈审理案件谈得很多。”
“嗯！审案子，审案倒确是审案。那里怎么样，是否更公正些？”
“我不知道。关于我们的审案，我倒是听到许多好话，比如，我们现在又没有死刑了。”
“那边判死刑吗？”
“是的，我在法国看见过，是在里昂，是施奈德把我带到那儿去的。”
“把人绞死？”
“不，在法国一直是砍头。”
“那么犯人叫喊吗？”
“哪里会喊？一霎那的时间。那是用一种叫斩首机的机器来执行死刑的，把人往里一放，一把大刀就落下来了，又重又有力量眼睛也来不及眨一下，头颅就掉下来了。准备工作是很沉重的。宣布判决，给犯人收拾停当，捆绑好，送上断头台，这才可怕呢！人们跑拢来，甚至还有妇女，虽然那里不喜欢妇女来看杀人。”
“这不是她们的事。”
“当然，当然！这是多么痛苦的事情！有个罪犯人很聪明，胆子大，也强悍，有些年纪了，姓列格罗。我讲给您听，信不信由您。他一边走上断头台，一边哭着，脸色白得像张纸。难道能这样？难道不可怕吗？谁会因恐惧而哭泣？我甚至没有想到，一个不是孩子的人，而且从来也不哭的45岁的汉子，竟会因恐惧而哭泣，此刻他的心里会发生什么情况，会使它发生怎样的痉挛？这只是对心灵的凌辱，而不是别的。圣经上说：‘不要杀人，’那么因为他杀了人，就要将他杀死吗？不，不能这样。我是一个月前看见这事的，可至今此景象尚浮现在眼前，梦见过五回。”
公爵讲这些的时候，甚至激奋起来，淡淡的红晕漾起在他那苍白的脸上，尽管他说话仍像原来那样平和。仆人怀着同情和兴趣注视着他，似乎他不想离开他，也许，他也是一一个富于想象和试图思考的人。
“好在掉脑袋那一会没有受很多痛苦，”他说。
“您不知道吗，”公爵热烈地应声说“您注意到这一点了，人家跟您一样，注意到的也正是这点，机器也是为此而想出来的：斩首机。我那时头脑里还冒出一个想法：也许这更不好，您会觉得这念头很怪，可是只要有点想象力，即便这样的念头也会冒出来的。您想想，比如，用刑，那就有皮肉痛苦，遍体鳞伤，这是肉体的折磨，因而也就能摆脱精神的痛苦，因为光这些伤痛就够折磨人的了，直至死去，而最主要的，最剧烈的痛苦，也许不是伤痛，而正是明明知道再过一小时，然后再过十分钟，然后再过半分钟，然后现在，马上——灵魂就会从躯体出窍，你便再也不是人了，这是确定无疑的，主要的正是确定无疑。而把头伸到屠刀底下）听见它将在头上面发出咋嚷一声，这四分之一秒是最可怕的。您知道，这不是我的瞎想，许多人都这样说过，我相信这点，因此我要直率地对您讲讲我的意见。因为杀人而处死人是比罪行本身重得多的惩罚，判处死刑比强盗杀人更要可怕得多。强盗害死的那个人，夜里在树林里被杀或者什么别的方式被害，直至最后那瞬间，一定还抱着有救的希望。有过一些例子，有的人喉咙已被割断了，还寄希望于或逃走或求饶。而被判死刑的人，所有这最后的一点希望（怀着希望死去要轻松十倍）也被确定无疑要死剥夺了，这是判决，全部可怕的痛苦也就在确定无疑、不可避免的这死亡上，世上没有比这更强烈的痛苦了。战斗中把一个士兵带来，让他对着大炮口，朝他开炮，他还一直怀着希望，但是对这个士兵宣读确定无疑的死刑判决，他则会发疯或者哭泣的，谁说人的天性能忍受这种折磨而不会发疯？为什么要有这种岂有此理、毫不需要、徒劳无益的侮辱呢？也可能有这样的人，对他宣读了死刑判决，让他受一番折磨，然后对他说：‘走吧，饶恕你了。’这个人也许能说说所受的折磨、基督也曾讲过这种折磨和这种恐惧。不，对人是不能这样的！”
仆人虽然不能像公爵那样表达这一切，也未能明白这一切，但是他理解了主要的内容，这甚至从他那流露出怜悯神情的脸上就可以看得出了。“既然您这么想抽烟，”他低声说“那么，好吧，可以抽，只不过要快点，因为将军要是突然问起来，您却不在就不好了。喏，就在楼梯下面，您看见了吧，有一扇门，走进门，右边是个小房间，那里可以抽烟，只不过请把通风小窗打开，因为这不合我们的规矩”
但公爵没有来得及去抽烟，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文件突然走进了前厅。仆人为他脱下了皮大衣，年轻人脱了一眼公爵。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内奇，”仆人神秘而又几乎是亲昵地说“这位据称是梅什金公爵，是夫人的亲戚，他坐火车从国外来，手上拿着包裹，一只”
接下去的话公爵没有听清楚，因为仆人开始低语着。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注意地听着，以极大的好奇心打量着公爵，最后不再听仆人说话，急匆匆走向公爵。
“您是梅什金公爵？”他异常殷勤和客气地间。这是个很漂亮的年轻人，也是28岁左右，身材匀称，头发淡黄、中等个子，拿破仑式的小胡子，有一张聪慧的，十分漂亮的脸蛋，只不过他的微笑尽管十分亲切，却显得过分乖巧，而目光呢，尽管非常快活和显见的坦诚，却又过分专注和探究。
“他一个人的时候，想必不会这样看人，也许，永远也不会笑的，”公爵不知怎么的有这样的感觉。
公爵很快地说明了他所能说明的一切，几乎也就是原先已经向仆人还有罗戈任说明过的那些话，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当时似乎想起了什么。
“是否是您，”他问“一年前或者还要近些时间寄来过一封信，好像是从瑞士寄来给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的。”
“正是。”
“那么这里是知道您并且肯定记得您的。您要见大人？我马上报告他一会儿就空了；只不过您暂时您先在客厅稍候为什么让客人待在这里？”他严厉地对仆人说。
“我说过了，他自己不想去”
这时书房门突然开了，一个军人手中拿着公文包，一边大声说着话，鞠着躬，一边从那里走出来。
“你在这里吗，加尼亚？”有个声音从书房里喊着“到这儿来一下！”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朝公爵点了一下头，匆匆走进了书房。
过了两分钟，门又开了，响起了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清脆的亲切的声音：
“公爵，请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