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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的城镇间旅行,看得最多的是建筑。时间一长,难免与中国的建筑对比起来。
最强烈的对比是年代。
从雅典和罗马开始,欧洲保留了大量的古典建筑,一查年代让人咋舌。例如,巴特农神殿至今还被看成古典建筑结构的至高典范,但它已经建了二千四百多年,相当于中国孔子的年岁,竟然还这么虎虎有生气地站立山巅。
罗马的万神殿也许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至少二千年了吧,整个穹顶还如此精美坚固,几乎所有的参观者都会判定它是自己平生见过的最杰出建筑之一。但若以年代比照,我们中国游客都会心中一沈,无法想象一个汉代的地面建筑能如此完好地保存到今天。
至于像佛罗伦萨、巴黎那些构成都市规模的古典建筑群,也有六七百年历史了,我们中国当然也保存了一些明代建筑,却不可能像这些欧洲建筑那样构成今天都市的主干性景观,而且还付诸实用,每天任拥挤的人流大进大出。
这个景象使很多初来乍到的中国旅行者很受震动。原本总以为我们拥有历史,人家拥有现代,看来事情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仅仅因历史过于厚重而失落了现代,这倒是一个不难让人理解的理由,但厚重的历史保存在哪里呢?走到欧洲街道上东张西望、暗暗比较,方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两头失落。
有人说,中国保存不了很多古典建筑,是因为太多改朝换代,太多兵荒马乱。然而,只要查查欧洲历史就可明白,他们改朝换代的频繁程度,兵荒马乱的酷烈程度,都超过中国。
其间一个区别是,中国自古以来习惯于把攻击对象整个儿毁坏,非烧即拆,斩草除根,不让它阴魂盘绕,死灰复燃;欧洲则不然,更在乎所有权的转移,即更在乎占领和抢掠。
这是有原因的。欧洲文化本有一种超越政局更迭的稳定性,宗教的力量、贵族的存在又使无数精美教堂、典雅宅邸成为民众心目中不可搬移的审美图像和生态图像;而中国较为象样的生态,总是被看成是权力结构的直接延伸,因此每每与权力结构共存亡。
顺着这条思路,当代中国文化人便会产生很多感慨、写出大量文章了。但是,随着年岁增长我已发现这种思路的片面性。
现在我愿意以更平实的态度来对待这样的问题。因为除了社会政治走向可以评定优劣外,各个自成系统的生态文明也都有形成的充分理由,应该以多元心态一视同仁。
如果以平实的态度来解释中国古典建筑为什么比欧洲保留得少,至少不应该无视以下这两个因素:
一,中国的建筑,主要以木材为构架;欧洲的建筑,则以石材为上选。两种主干性材料的不同,决定了延续时间的长短;二,不同的材料选择,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观念。欧洲追求宗教意义上的永恒,而中国则追求生生不息、代代更新。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并不看重凝固的永恒。树木的生命过程与人的生命过程密切呼应,人世间二十年为一代,木构架的房屋也需要二十年大修一次。中国的下一代对于上一代的服从和孝顺远远超过欧洲,但他们最大的孝顺是重振家业、推陈出新,因此拆老宅、建新屋的梦想几乎成了一种掌控九州岛的行为伦理。
这种对比很有趣味,因此走在欧洲,我并不对中国古人的选择深感羞愧,或义愤填膺。
另一个对比是色彩。
这倒是一个让我感到难过的话题。
与我们交谈的很多欧洲人,包括一些资深的建筑师,都认为中国建筑的一大特点是色彩华丽、涂金描红、龙飞凤舞。他们的依据是在北京和台北看到的一些宫殿式建筑,以及遍布欧洲各地的中国餐馆。
这种交谈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常识背景,那就是彼此都知道,在人类审美的高低雅俗等级中,大凡自然、和谐、中性、收敛为高雅,反之,人工、极端、艳丽、刺激为低俗。现代派艺术家会突破这种常识,但那显然不属于中国的宫殿式建筑和餐馆。
如果把这种特点看成是东方情调,却又不妥,欧洲朋友礼貌地说:日本在色彩上倒是崇尚自然。
我们的艳丽喜好,近年来又越演越烈。大城市的品级追求被引导到恢复民族特色,这倒罢了,却又把民族特色解释成那些雕琢的宫廷符号,结果,黄灿灿的大屋顶离开了整体格局到处覆盖,近乎灾难。有些新兴城市虽然摆脱了这种灾难,却喷涌出无数荧光粉涂写的招牌,满目妖艳。农村更其过分,好像色彩是富裕的唯一标志,居然让那么多恶浊的人工色掩盖了近在咫尺的自然色,真可以说是“闭月羞花”
于是,几乎所有的中国旅行者都承认,欧洲无论城乡,最让人感到舒适安静的就是那彻底收敛的色彩。他们似乎不是在竞争热闹而是在竞争素淡。
一些熟识的欧洲朋友有时想对我们中国人作一点色彩学的启蒙,他们常常故作随意地说出一句、两句:
“其实灰色里能够看出银色,不必真让它发亮”
“反而是单色最自由,因此也最丰富”
“世界上没有一种人工的艳丽,通达过伟大”
听到这些话时我确实有一点憋气,因为这些道理,中国人明白得比他们早得多,怎么反倒要由他们来启蒙“五色令人目盲”———这样明快爽利的话,中国哲人在两千四五百年前就说了,而且后来的历代中国文人无一不知。查阅其它古文明的先哲遗言,没有谁说得比这更加透彻。
更充分的证据是,中国古代绘画都娴熟于单色水墨,而疏淡于色彩敷用;可以作为中国艺术最独特标志的书法,则是千年一色,而且是最沉着的黑色。
我认为,中国人当然也会喜欢华丽,有不少辞赋为证,但中华美学的元典性立场并非如此。朴茂大气如古鼎旧陶,正是中国古代最上品的建筑色彩。只不过后来的宫殿庙廊越来越追求歌功颂德、祈福避祸的浅薄象征,纔越发失去控制,走向恶性泛滥。
为此,我曾与一位法国建筑师开玩笑说:“真是阴错阳差,不知着了什么魔,中国古代哲人收敛色彩的美学主张居然在你们这儿开花结果。看着吧,我们迟早要夺回那种无比美丽的单纯和自然,好让祖先们瞑目。”
还有一个对比是情调。
我前面说过,古代中国文人大多明白收敛色彩的道理,因此日常也在水墨绘画和书法中陶冶情怀,这是他们的文雅处。但这种文雅有时也走火入魔,把一些文学性想象纳入建筑设计,尤其在庭园建造中夸大借景、比拟、象征的作用,形成一种情调化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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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的城镇间旅行,看得最多的是建筑。时间一长,难免与中国的建筑对比起来。
最强烈的对比是年代。
从雅典和罗马开始,欧洲保留了大量的古典建筑,一查年代让人咋舌。例如,巴特农神殿至今还被看成古典建筑结构的至高典范,但它已经建了二千四百多年,相当于中国孔子的年岁,竟然还这么虎虎有生气地站立山巅。
罗马的万神殿也许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至少二千年了吧,整个穹顶还如此精美坚固,几乎所有的参观者都会判定它是自己平生见过的最杰出建筑之一。但若以年代比照,我们中国游客都会心中一沈,无法想象一个汉代的地面建筑能如此完好地保存到今天。
至于像佛罗伦萨、巴黎那些构成都市规模的古典建筑群,也有六七百年历史了,我们中国当然也保存了一些明代建筑,却不可能像这些欧洲建筑那样构成今天都市的主干性景观,而且还付诸实用,每天任拥挤的人流大进大出。
这个景象使很多初来乍到的中国旅行者很受震动。原本总以为我们拥有历史,人家拥有现代,看来事情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仅仅因历史过于厚重而失落了现代,这倒是一个不难让人理解的理由,但厚重的历史保存在哪里呢?走到欧洲街道上东张西望、暗暗比较,方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两头失落。
有人说,中国保存不了很多古典建筑,是因为太多改朝换代,太多兵荒马乱。然而,只要查查欧洲历史就可明白,他们改朝换代的频繁程度,兵荒马乱的酷烈程度,都超过中国。
其间一个区别是,中国自古以来习惯于把攻击对象整个儿毁坏,非烧即拆,斩草除根,不让它阴魂盘绕,死灰复燃;欧洲则不然,更在乎所有权的转移,即更在乎占领和抢掠。
这是有原因的。欧洲文化本有一种超越政局更迭的稳定性,宗教的力量、贵族的存在又使无数精美教堂、典雅宅邸成为民众心目中不可搬移的审美图像和生态图像;而中国较为象样的生态,总是被看成是权力结构的直接延伸,因此每每与权力结构共存亡。
顺着这条思路,当代中国文化人便会产生很多感慨、写出大量文章了。但是,随着年岁增长我已发现这种思路的片面性。
现在我愿意以更平实的态度来对待这样的问题。因为除了社会政治走向可以评定优劣外,各个自成系统的生态文明也都有形成的充分理由,应该以多元心态一视同仁。
如果以平实的态度来解释中国古典建筑为什么比欧洲保留得少,至少不应该无视以下这两个因素:
一,中国的建筑,主要以木材为构架;欧洲的建筑,则以石材为上选。两种主干性材料的不同,决定了延续时间的长短;二,不同的材料选择,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观念。欧洲追求宗教意义上的永恒,而中国则追求生生不息、代代更新。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并不看重凝固的永恒。树木的生命过程与人的生命过程密切呼应,人世间二十年为一代,木构架的房屋也需要二十年大修一次。中国的下一代对于上一代的服从和孝顺远远超过欧洲,但他们最大的孝顺是重振家业、推陈出新,因此拆老宅、建新屋的梦想几乎成了一种掌控九州岛的行为伦理。
这种对比很有趣味,因此走在欧洲,我并不对中国古人的选择深感羞愧,或义愤填膺。
另一个对比是色彩。
这倒是一个让我感到难过的话题。
与我们交谈的很多欧洲人,包括一些资深的建筑师,都认为中国建筑的一大特点是色彩华丽、涂金描红、龙飞凤舞。他们的依据是在北京和台北看到的一些宫殿式建筑,以及遍布欧洲各地的中国餐馆。
这种交谈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常识背景,那就是彼此都知道,在人类审美的高低雅俗等级中,大凡自然、和谐、中性、收敛为高雅,反之,人工、极端、艳丽、刺激为低俗。现代派艺术家会突破这种常识,但那显然不属于中国的宫殿式建筑和餐馆。
如果把这种特点看成是东方情调,却又不妥,欧洲朋友礼貌地说:日本在色彩上倒是崇尚自然。
我们的艳丽喜好,近年来又越演越烈。大城市的品级追求被引导到恢复民族特色,这倒罢了,却又把民族特色解释成那些雕琢的宫廷符号,结果,黄灿灿的大屋顶离开了整体格局到处覆盖,近乎灾难。有些新兴城市虽然摆脱了这种灾难,却喷涌出无数荧光粉涂写的招牌,满目妖艳。农村更其过分,好像色彩是富裕的唯一标志,居然让那么多恶浊的人工色掩盖了近在咫尺的自然色,真可以说是“闭月羞花”
于是,几乎所有的中国旅行者都承认,欧洲无论城乡,最让人感到舒适安静的就是那彻底收敛的色彩。他们似乎不是在竞争热闹而是在竞争素淡。
一些熟识的欧洲朋友有时想对我们中国人作一点色彩学的启蒙,他们常常故作随意地说出一句、两句:
“其实灰色里能够看出银色,不必真让它发亮”
“反而是单色最自由,因此也最丰富”
“世界上没有一种人工的艳丽,通达过伟大”
听到这些话时我确实有一点憋气,因为这些道理,中国人明白得比他们早得多,怎么反倒要由他们来启蒙“五色令人目盲”———这样明快爽利的话,中国哲人在两千四五百年前就说了,而且后来的历代中国文人无一不知。查阅其它古文明的先哲遗言,没有谁说得比这更加透彻。
更充分的证据是,中国古代绘画都娴熟于单色水墨,而疏淡于色彩敷用;可以作为中国艺术最独特标志的书法,则是千年一色,而且是最沉着的黑色。
我认为,中国人当然也会喜欢华丽,有不少辞赋为证,但中华美学的元典性立场并非如此。朴茂大气如古鼎旧陶,正是中国古代最上品的建筑色彩。只不过后来的宫殿庙廊越来越追求歌功颂德、祈福避祸的浅薄象征,纔越发失去控制,走向恶性泛滥。
为此,我曾与一位法国建筑师开玩笑说:“真是阴错阳差,不知着了什么魔,中国古代哲人收敛色彩的美学主张居然在你们这儿开花结果。看着吧,我们迟早要夺回那种无比美丽的单纯和自然,好让祖先们瞑目。”
还有一个对比是情调。
我前面说过,古代中国文人大多明白收敛色彩的道理,因此日常也在水墨绘画和书法中陶冶情怀,这是他们的文雅处。但这种文雅有时也走火入魔,把一些文学性想象纳入建筑设计,尤其在庭园建造中夸大借景、比拟、象征的作用,形成一种情调化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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