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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科幻世界2005年第2期，银河奖征文)
穿过康定的那条河非常清澈，河水湍急，仿佛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到流水的奔涌之声。
康定是一座小城，据导游说，旧城大部分毁于几年前的一场洪水，现在的康定城几乎都是之后重建的。群山环抱的小城被这条十几米宽的河纵向分成两半，河水恣意、纵情地高唱。水总让人联想到柔美的女性，而康定的河，是男性化的，蕴藏着曾经摧毁一座城市的狂野力量。
那是一个闲适的夜晚，科幻世界笔会附加旅游的第三天，下午我们刚刚去38公里外的木格措领略了野人海的风貌，一堆同行的姐姐妹妹穿着藏装热闹地拍照。回来已经不早，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才是我之所好。城市太小，就一条沿河的主干道，很快就走到了头。环顾四周重重山影，倾听一路隆隆的水声，这高原小城的夜晚有一种独特的力量，带给我心灵的宁静。
快到宾馆的时候，看见大刘、姚夫子和小罗在路边小店挑旅游商品。没说几句，大家就争着做东找地方吃东西，最后大刘以得奖为由坚持请客。那一顿烧烤吃罢，小罗告退，剩下的就都是“老人”了。大家抚今追昔，怀念起历年开会时出现过的面孔：有的是一闪而过的星，有的是共同在科幻圈努力的老友，偏偏今年的老面孔少而又少，让我们“老人”感叹不已；也说自己和对方的小说，种种实现的、未能实现的想法。不大沾酒的我不知不觉间被劝下一杯又一杯冻啤，脸也烧得红扑扑的，在酒精作用催发之下，放出了许多豪言壮语。
快十一点我们退席，刚走出小店，我忽然晕眩起来，仿佛从远处黑沉沉的山影里透出一阵怪风，吹得天旋地转。
好不容易站稳脚跟，身子也不再摇摆，我回头寻大刘和姚夫子，两人居然都已不见了，店里只见靠门边的一对食客，好像与片刻前不同，而本应在收拾桌席的老板袖着手坐在柜台里，我们刚刚饕餮一顿的乱席已被收拾得了无痕迹。
我定了定神，认为自己一定是酒劲上来了，又冲前方的夜幕里费劲儿地寻找同伴。
河岸边的小店还有三成依然在营业，灯火映照的街道上全然看不见他们的身影。
“走得真快。”我嘀咕一声。
夜色中浮着乌黑的山影、沉郁的河流，明亮的星星在夜空中列出无法辨识的阵势。
回房时又遇到一个意外。给我开门的居然是张卓。
“你回来啦，”她说“后来又去哪儿玩了？”
“你什么时候换来的？”我问。
“是你要换的呀，说方便照顾我。”张卓路上水土不服生了病，下午都没有去木格措。但她出来一路都和杂志社的编辑同屋，我一直和秦姐一间。
我忽然觉得古怪，离店的片刻间那种怪异的感觉又回来了。我觉得全身发虚，心里特别没着落，但要因此和张卓核对事实，又仿佛有点小题大做。
我试探地说：“晚上去哪儿了？我和大刘他们吃烧烤去了。还有姚夫子和小罗。”
“你什么记性啊！”张卓狐疑地横了一眼“我不是和你们一块儿吃的嘛？小罗没去。我把他想买的藏刀全买完了，他满街找藏刀去了，根本没和我们一块儿吃。”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扑到镜子面前，脸上还泛着异样的潮红，酒劲儿还没有下去。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张卓穿着我几天前见过的那件大t恤（？）正在我身后梳头，用的是一把黑色宽边牛角梳，我曾经怀疑这把梳子是硬塑料的。
这应该就是原来的那个世界，难道是我的记忆力出了问题？
“我有点累就早回来了，你们刚完啊？”张卓继续说。
“是。”我迟疑地点点头，胃里有什么在搅动“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下午休息一下还是有效果吧。”
“你还没老吧，怎么就得上老年病了。”张卓把脸凑到我跟前，瞪圆眼睛盯着我看，她很仁慈，没有直接说我老年痴呆“我下午不是和你们一块儿去的吗？我们五个人还一起穿藏装玩cosplay呢。”
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张卓那双熟悉的带点懵懂的眼睛，和她面颊上几粒可爱的浅褐色小雀斑。
我百分百肯定这个人确实是张卓，但我也百分百地肯定她下午没去。不过我没敢说，那种“有什么不对劲”的感觉愈加强烈。当然，下午她有没有去是很容易证明的，我的相机里有四女的藏装合影，倘若如她所说，那么我拍下的就应该是五女同戏。
我面对着熟悉的面孔和熟悉的房间，一股寒意却从脚底升起。含糊地支吾几句后，我洗漱上床，临睡前有习惯要翻几页书，但我从包里掏出来的不是这次带出来的小说月报，而是杂志社新出的计算中的上帝。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弄来了这本书。好在阅读的过程相当愉快。我喜欢看聪明人写的书，同时我发现自己片刻前的惊惶是那么可笑。
不就是张卓逗我，开了几个玩笑，我怎么可以幻想自己到了另一重时空——是的，我知道自己暗地里是这么揣测的。我忘了自己只是个写科幻的。或者怪酒精。也许我还未完全清醒。
我翻转过身看张卓那边，她好像已经睡着了。
“桌儿。”我笑着叫她。
“嗳？”她双臂挣出被子，手掌在被沿上扑打了一下。
“我们约个暗号。”
“什么？”
“梳子。记住，暗号是梳子。”我瞪着浅褐黄色的天花板，心里有一种自嘲的恶意。真的，我是在讽刺那个曾经害怕过的自己。
“你真喝高了。”张卓很认真地点点头。
没多会儿我就睡着了。梦里云山雾绕，身体浮在波浪上，又像是趴在一台发动的马达上面，震得有点恶心。这个梦似乎特别长，我一直带着微弱的意识期望闹钟把我叫醒，但我却是被推醒的。大客上和我隔了一条空走道的女孩拍着我的左肩：“泸定桥到了，还睡！”
我猛睁开眼，天光让我不习惯地又闭上眼帘。应该是在昏暗的客房里的，难道是我做梦做得魇住了？
但是，日光的热度、带着汽油味的空气是真实的。我疑惑地重新睁开眼，车子正在下客，我坐在第一排靠门边走道右手边的位子，这位子是没错的，问题是上上下下的人里，没有一个是我认得的！
我脑子里嗡了一声，顿时瘫软下来：我跟错团了！
想想，再想想。
我按了一下腰间，硬硬的包还在，有钱有证件，就算跟错团也出不了什么大事，不过要马上通知杂志社的人才好，免得他们担心。
可是我怎么会跟错团呢？我坐第一排，导游不可能没有确认过我这个位置。我也完全不记得何时早饭、何时上车了。难道是我间歇性失忆？太夸张了。相比之下，走错时空的解释似乎都还正常一点。
我迟疑地下了车，打量车子的外观，黄色的旅游大客，但和原来那辆不太一样。我不敢走远，只努力在人群中寻找熟悉的面孔，却总是徒劳。泸定桥入口离车子不到30米，我左顾右盼地走近时，守在桥口那个挂着导游证的圆脸黑皮肤女孩塞给我一张门票。“十点半上车啊，十点半！”她对我嚷。
这应该就是我“现在”的导游。我尝试着和她搭话，问道：“什么时候能回成都？”
“下午五点左右吧。”她显然因为劳累而不耐烦“你今天都问三遍了。”
我被吓得不敢吱声，觉得像误入沼泽的旅人，每一步试探都可能陷入吃人的泥淖，坠入不可知的虚无。
我几乎是被导游赶着走上了摇摇晃晃的泸定桥，梦游似地躲过桥心站着拍照的旅人，朝对岸摸索过去。这时，横里叉出一个挂着一次成相机的老倌，拦路兜搭生意：“小姐拍照吗，一分钟成相三分钟可取，十块钱。”
他在我眼中的形象有点虚，其实我看谁都觉得对不准焦距，应该是心理问题。
“好吧，拍一张。”我听见自己说。
老倌身手矫捷地蹦到桥尾，让站在桥心的我做个姿势。我左手抓住充当栏杆的铁索，咧嘴露出比死还难看的奇怪笑容——当然这是照片显影后我才见识到的。
我早早回到了大客车上，拿出手机找电话簿，里面却没有随同旅游的任何一个编辑的手机号码。只能给成都的杂志社打电话了。接电话的居然是姚夫子。我瞬间失语。整个笔会人马的旅行团应该还在泸定桥前后的路上，离成都还有六七个钟头的车程。
“你什么时候回成都啊？”
回过神来时听到姚夫子在问。
“我今天傍晚吧。一路没什么熟人挺没意思的。”后句是我临时想出来的试探。
“前面去九寨沟回来大家都累得够戗，也就你还有精力继续玩。对了，还有潘海天他们去西藏了。”
我支吾了几句挂了机。
九寨沟？
杂志社举行的会后旅行去了九寨沟？我去完了又一个人来康定？而且还是用我一贯厌弃的跟团方式？
我翻过泸定桥的过桥票，明信片式的票后印着当日的戳：20040801。时间是对的。
我默默看着到时间后一个个上车的旅客，每一张面孔都是陌生的。然后那个圆脸的黑姑娘上了车，坐在梯级上，司机——一个长得有三分像赵本山的师傅，发动了引擎。
车到成都，导游的任务就结束了。我随便找了个旅馆，搁下东西就直冲卫生间，一身的冷汗，肠胃里直搅和，吐得我昏天黑地。勉强冲了个澡，也懒得吃东西，一直趴在床上想东想西。
感觉稍稍好些后，我给张卓家打了个电话。她到现在还不肯使手机，也不知她到家了没有，只能姑且一试。不料居然是她本人接的电话，张口就问我旅行如何。我说：“累吐了，我连日子都记不清了。笔会是几号开始的呀？”
“20号呀。”电话那头说“连会带玩26号结束，你歇一天居然又去海螺沟、康定了，真够有劲的，还是不行了吧？”
可笔会明明是27日才开始的，我见过邀请函。我又问：“笔会是去的九寨沟？”
“你怎么了你？老年痴呆？”
“记不记得那天我说的暗号？”
“哪天啊？我说，你病了就别说话。吐过了好好睡一觉，省得说什么错什么。”
我无力地搁下电话，脑子是木的。我想我要好好面对这次特殊情况了。
假设我一直熟悉的世界是a，张卓换房的世界也许就是b（b与a的区别还是不确定的），而眼下所在的世界却是c，感觉我离自己熟知的那个“时空”越来越远了。这种正在远离的恐惧催促我立刻打了下一个电话。
我拨了大刘的手机，然后惶恐地等待。
应声的人是大刘，我松了口气，至少这个号码还是正确的。
大刘正在北京，他说开完笔会就去北京办事，还要过几天才回山西。
虽然不好意思耗费他的漫游费，我还是厚着脸皮和他展开了一个科幻设计的讨论。
讨论的主题是，人是否可能由于某种奇妙的频率波动，进入不同的平行宇宙。
“很多科幻小说中，在a时空的主人公，我叫他张一号，进入b、c、d等不同时空时也会分别遇见张二、张三、张四他和自己的变体是共存的。不过我认为，不管进入了哪一个平行时空，只有一个张，如果那是张一，就不会存在张n。”
“你说。”大刘说。
“不过很多故事里的张进入平行时空是希望改变a中的自己，结果却无谓地进入了b、c、d，他永远无法改变张一。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但不是平行宇宙概念的，谋杀了默罕默德的人中，张一不断求变的结果是颠覆了自己存在的基础。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张一完全不自觉地、没有任何原因就进入了b、c、d等等平行时空，而且每当进入，他就顺势成为了张二、张三、张四，但同时还保留着张一的意识。”
“这里的b、c、d之间有关联吗？”
“也许，它们和a的现实距离越来越远。”
“那也许只是一次波动。”
“波动？”
“任何生命都是一种波粒二向性的存在。这里我们只谈波。张存在的波偶然发生单向峰值的波动。比如从0升到100，假设100是峰顶，而每变化10个单位值就会进入另一个平行宇宙；但是，如果把它当成坐标值的一次波动，那么它很快会恢复正常值。张也就会回到a时空。”
“但为什么只有张一的意识存在？张二、张三到哪里去了？”
“被张一暂时占频了吧。但我认为他们其实是同时存在的。也许张一会发现自己拥有张二的身体，只是意识在频率混乱的情况下抢占了片刻的地盘。”
“什么原因可能造成这样的状况？”
大刘沉默片刻“这就要看你小说的需要了。不过没必要纠缠具体技术，你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写法。”
我冒着被当成神经病的危险战战兢兢说了一句：“其实我觉得自己就是频率波动的赵一，已经进入了空间c，而且可能还会继续远离。”
电话那边显然迟疑了。
“在康定一起吃烧烤的，除了你我姚夫子小罗，有张卓吗？”我是豁出去了。
大刘很平静地回答：“我没有去过康定。”
我害怕夜晚，别提有多怕。我怕醒来发现又是一个世界。我怕那个世界里“我”的生活逐渐超出自己掌控的能力。
我怀疑梦也是一种频率变化的结果，也许所有的梦境都是源于睡眠中自身频率不稳定，被其他平行的时空接收，进入了另一个自己。
但夜幕还是温柔地降下来，月亮圆得太规整，我查了查日历，发现今天是阴历十六，十五的月亮十六圆，那么，在康定的夜晚就是阴历十五了，不知这和我的“波动”有没有关系，可我那夜并没有看到月亮。
我努力回想整个的变化过程，意外发现以前的我——这里应该叫“赵一”反而变得越来越不确定。那个我是真正存在过的吗？还是那只是我的一次“波动”而现在的时空才是我的原乡？
眼帘越来越沉重，我听到自己熟睡的呼吸——这不是语病，也不是逻辑错误。我真的听到自己熟睡后均匀、平静的呼吸。然后我完全失去了意识。
我依然是在振动中醒来的。仿佛我不是熟睡了一夜，而只是眼皮子打架，打了几秒钟的盹儿。而且我是在小三轮上，这种价格低廉的交通工具是成都的一大特色，一般短途选用比较划算。望着蹬车师傅穿着红色汗衫的后背，我好久没回过神，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直到他在一栋熟悉的院子前停下车，转过头用四川话对我说“科协到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地交给他十块钱——不知道说好的是多少，但肯定是够了。师傅找了我五块钱，我梦游般地说声“谢谢”一仰头，看到了大楼顶端写着“科幻世界”四个字的大牌子，牌子很朴素，并没有如a时空里那样安上霓虹灯。
我走进一楼大厅，电梯边的介绍栏灰扑扑的，上面找到了：十楼，科幻世界。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a时空的科幻世界杂志社在新楼的六楼。
我坐电梯上了十楼，带着做贼心虚的感觉往里走。我还记得六年前的科幻世界杂志社，但依稀有些不同。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进入了d时空，还是时光倒转，回到了六年前。
我一路走过了挂着“社长室”、“总编室”、“邮购部”门牌的房间，房间的门都关得紧紧的，直到“编辑室”才看到一扇虚掩的门。我在门边礼貌地扣了两下，不，这不是六年前的科幻世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时编辑部的门是双面的木门，而不是这种单面的红色铁门。
房间里有人用带川音的普通话应了一句：“请进。”
我推开门，陷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埋首工作的编辑们对我置之不理，只有那个应门的编辑转身问我：“找哪个？”
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这屋里的任何一个人。
我觉得嘴唇发干，报了自己的名字。他没有反应。另一个编辑的脑袋从最远一排桌上垒得高高的书和杂志上冒了起来：“你就是刚才打电话问买书的那个吧？去邮购部。”
我一边嘴里不停地说着“打扰了”一边退出房间。这一刻我不知如何是好，仿佛因为杂志社的改头换面，我和原来世界的联系也彻底断了线索。
我不知道我进邮购部还有什么意义，但是我实在想不出后面该做什么。我甚至不知道我该住在哪里——昨晚入住的宾馆很可能也属于“上一个波段”
于是，我敲响了邮购部的门，一个中年男子拉开门：“有事吗？”
“我”无奈之下，我只能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哦，你刚查过邮单的。已经给你发出去了呀。”
我松了口气，仿佛又抓到了另一根线，虽然是那么纤细的一条线索。“我我还想再买几本别的，请你们用原来的地址给我发出去就可以了。”
果然在电脑里存了发货的地址记录。他打了一张出来，我把随便挑的四本书递给他，看着他打包。同时，我拿起桌上的一支圆珠笔，在手心里记下了那个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福心路285号302室。记忆中杭州并没有这样一条路。
付钱后，我离开了杂志社和多少有几分原来面貌的科协大楼，在人民南路上漫无目的地晃悠。这似乎就是我熟悉的人民南路，但是气息、感觉却不尽相同。
与本原越来越远的世界让我措手不及。所幸有过之前几次渐进的铺垫，我还能保持基本正常的精神状态。
成都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云层遮蔽了天空，即使在晚上，也很难看见清晰的星群。也许这个世界里的星星，和别的世界是一样的吧？我像一个白痴那样坐在花坛边的水泥板上瞪着天空，等待黑夜的降临。其实我根本不熟悉星星的位置，我的天文学知识完全不具备实践能力。
就在这个时候，我挂在腰间的小包忽然震动起来。
“在我意想不到时候，你居然就在那里——”一个女声唱着，伴着丁丁冬冬的和弦。
我忽然意识到这是手机来电。
我急忙去掏那个包，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手脚这么笨拙，终于掏出这个跳动的小东西，我又迟疑了，不是我的西门子，也不是我知道的任何牌子，我不确定应该如何接听。
那个女声依然唱着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歌曲：“我等待了那么久，你来的时候我却已经放弃
”
管他的，手机反正都差不多。我按下屏幕上的c键，希望那个符号代表话筒。
和弦停了。女声安静了。然后又一个声音，细细的，从手机一端传来：“喂。”
我战战兢兢地凑上去听。
“听得到吗？”
“听到了。”我心虚地回答。
“什么时候回来？”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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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科幻世界2005年第2期，银河奖征文)
穿过康定的那条河非常清澈，河水湍急，仿佛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到流水的奔涌之声。
康定是一座小城，据导游说，旧城大部分毁于几年前的一场洪水，现在的康定城几乎都是之后重建的。群山环抱的小城被这条十几米宽的河纵向分成两半，河水恣意、纵情地高唱。水总让人联想到柔美的女性，而康定的河，是男性化的，蕴藏着曾经摧毁一座城市的狂野力量。
那是一个闲适的夜晚，科幻世界笔会附加旅游的第三天，下午我们刚刚去38公里外的木格措领略了野人海的风貌，一堆同行的姐姐妹妹穿着藏装热闹地拍照。回来已经不早，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才是我之所好。城市太小，就一条沿河的主干道，很快就走到了头。环顾四周重重山影，倾听一路隆隆的水声，这高原小城的夜晚有一种独特的力量，带给我心灵的宁静。
快到宾馆的时候，看见大刘、姚夫子和小罗在路边小店挑旅游商品。没说几句，大家就争着做东找地方吃东西，最后大刘以得奖为由坚持请客。那一顿烧烤吃罢，小罗告退，剩下的就都是“老人”了。大家抚今追昔，怀念起历年开会时出现过的面孔：有的是一闪而过的星，有的是共同在科幻圈努力的老友，偏偏今年的老面孔少而又少，让我们“老人”感叹不已；也说自己和对方的小说，种种实现的、未能实现的想法。不大沾酒的我不知不觉间被劝下一杯又一杯冻啤，脸也烧得红扑扑的，在酒精作用催发之下，放出了许多豪言壮语。
快十一点我们退席，刚走出小店，我忽然晕眩起来，仿佛从远处黑沉沉的山影里透出一阵怪风，吹得天旋地转。
好不容易站稳脚跟，身子也不再摇摆，我回头寻大刘和姚夫子，两人居然都已不见了，店里只见靠门边的一对食客，好像与片刻前不同，而本应在收拾桌席的老板袖着手坐在柜台里，我们刚刚饕餮一顿的乱席已被收拾得了无痕迹。
我定了定神，认为自己一定是酒劲上来了，又冲前方的夜幕里费劲儿地寻找同伴。
河岸边的小店还有三成依然在营业，灯火映照的街道上全然看不见他们的身影。
“走得真快。”我嘀咕一声。
夜色中浮着乌黑的山影、沉郁的河流，明亮的星星在夜空中列出无法辨识的阵势。
回房时又遇到一个意外。给我开门的居然是张卓。
“你回来啦，”她说“后来又去哪儿玩了？”
“你什么时候换来的？”我问。
“是你要换的呀，说方便照顾我。”张卓路上水土不服生了病，下午都没有去木格措。但她出来一路都和杂志社的编辑同屋，我一直和秦姐一间。
我忽然觉得古怪，离店的片刻间那种怪异的感觉又回来了。我觉得全身发虚，心里特别没着落，但要因此和张卓核对事实，又仿佛有点小题大做。
我试探地说：“晚上去哪儿了？我和大刘他们吃烧烤去了。还有姚夫子和小罗。”
“你什么记性啊！”张卓狐疑地横了一眼“我不是和你们一块儿吃的嘛？小罗没去。我把他想买的藏刀全买完了，他满街找藏刀去了，根本没和我们一块儿吃。”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扑到镜子面前，脸上还泛着异样的潮红，酒劲儿还没有下去。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张卓穿着我几天前见过的那件大t恤（？）正在我身后梳头，用的是一把黑色宽边牛角梳，我曾经怀疑这把梳子是硬塑料的。
这应该就是原来的那个世界，难道是我的记忆力出了问题？
“我有点累就早回来了，你们刚完啊？”张卓继续说。
“是。”我迟疑地点点头，胃里有什么在搅动“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下午休息一下还是有效果吧。”
“你还没老吧，怎么就得上老年病了。”张卓把脸凑到我跟前，瞪圆眼睛盯着我看，她很仁慈，没有直接说我老年痴呆“我下午不是和你们一块儿去的吗？我们五个人还一起穿藏装玩cosplay呢。”
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张卓那双熟悉的带点懵懂的眼睛，和她面颊上几粒可爱的浅褐色小雀斑。
我百分百肯定这个人确实是张卓，但我也百分百地肯定她下午没去。不过我没敢说，那种“有什么不对劲”的感觉愈加强烈。当然，下午她有没有去是很容易证明的，我的相机里有四女的藏装合影，倘若如她所说，那么我拍下的就应该是五女同戏。
我面对着熟悉的面孔和熟悉的房间，一股寒意却从脚底升起。含糊地支吾几句后，我洗漱上床，临睡前有习惯要翻几页书，但我从包里掏出来的不是这次带出来的小说月报，而是杂志社新出的计算中的上帝。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弄来了这本书。好在阅读的过程相当愉快。我喜欢看聪明人写的书，同时我发现自己片刻前的惊惶是那么可笑。
不就是张卓逗我，开了几个玩笑，我怎么可以幻想自己到了另一重时空——是的，我知道自己暗地里是这么揣测的。我忘了自己只是个写科幻的。或者怪酒精。也许我还未完全清醒。
我翻转过身看张卓那边，她好像已经睡着了。
“桌儿。”我笑着叫她。
“嗳？”她双臂挣出被子，手掌在被沿上扑打了一下。
“我们约个暗号。”
“什么？”
“梳子。记住，暗号是梳子。”我瞪着浅褐黄色的天花板，心里有一种自嘲的恶意。真的，我是在讽刺那个曾经害怕过的自己。
“你真喝高了。”张卓很认真地点点头。
没多会儿我就睡着了。梦里云山雾绕，身体浮在波浪上，又像是趴在一台发动的马达上面，震得有点恶心。这个梦似乎特别长，我一直带着微弱的意识期望闹钟把我叫醒，但我却是被推醒的。大客上和我隔了一条空走道的女孩拍着我的左肩：“泸定桥到了，还睡！”
我猛睁开眼，天光让我不习惯地又闭上眼帘。应该是在昏暗的客房里的，难道是我做梦做得魇住了？
但是，日光的热度、带着汽油味的空气是真实的。我疑惑地重新睁开眼，车子正在下客，我坐在第一排靠门边走道右手边的位子，这位子是没错的，问题是上上下下的人里，没有一个是我认得的！
我脑子里嗡了一声，顿时瘫软下来：我跟错团了！
想想，再想想。
我按了一下腰间，硬硬的包还在，有钱有证件，就算跟错团也出不了什么大事，不过要马上通知杂志社的人才好，免得他们担心。
可是我怎么会跟错团呢？我坐第一排，导游不可能没有确认过我这个位置。我也完全不记得何时早饭、何时上车了。难道是我间歇性失忆？太夸张了。相比之下，走错时空的解释似乎都还正常一点。
我迟疑地下了车，打量车子的外观，黄色的旅游大客，但和原来那辆不太一样。我不敢走远，只努力在人群中寻找熟悉的面孔，却总是徒劳。泸定桥入口离车子不到30米，我左顾右盼地走近时，守在桥口那个挂着导游证的圆脸黑皮肤女孩塞给我一张门票。“十点半上车啊，十点半！”她对我嚷。
这应该就是我“现在”的导游。我尝试着和她搭话，问道：“什么时候能回成都？”
“下午五点左右吧。”她显然因为劳累而不耐烦“你今天都问三遍了。”
我被吓得不敢吱声，觉得像误入沼泽的旅人，每一步试探都可能陷入吃人的泥淖，坠入不可知的虚无。
我几乎是被导游赶着走上了摇摇晃晃的泸定桥，梦游似地躲过桥心站着拍照的旅人，朝对岸摸索过去。这时，横里叉出一个挂着一次成相机的老倌，拦路兜搭生意：“小姐拍照吗，一分钟成相三分钟可取，十块钱。”
他在我眼中的形象有点虚，其实我看谁都觉得对不准焦距，应该是心理问题。
“好吧，拍一张。”我听见自己说。
老倌身手矫捷地蹦到桥尾，让站在桥心的我做个姿势。我左手抓住充当栏杆的铁索，咧嘴露出比死还难看的奇怪笑容——当然这是照片显影后我才见识到的。
我早早回到了大客车上，拿出手机找电话簿，里面却没有随同旅游的任何一个编辑的手机号码。只能给成都的杂志社打电话了。接电话的居然是姚夫子。我瞬间失语。整个笔会人马的旅行团应该还在泸定桥前后的路上，离成都还有六七个钟头的车程。
“你什么时候回成都啊？”
回过神来时听到姚夫子在问。
“我今天傍晚吧。一路没什么熟人挺没意思的。”后句是我临时想出来的试探。
“前面去九寨沟回来大家都累得够戗，也就你还有精力继续玩。对了，还有潘海天他们去西藏了。”
我支吾了几句挂了机。
九寨沟？
杂志社举行的会后旅行去了九寨沟？我去完了又一个人来康定？而且还是用我一贯厌弃的跟团方式？
我翻过泸定桥的过桥票，明信片式的票后印着当日的戳：20040801。时间是对的。
我默默看着到时间后一个个上车的旅客，每一张面孔都是陌生的。然后那个圆脸的黑姑娘上了车，坐在梯级上，司机——一个长得有三分像赵本山的师傅，发动了引擎。
车到成都，导游的任务就结束了。我随便找了个旅馆，搁下东西就直冲卫生间，一身的冷汗，肠胃里直搅和，吐得我昏天黑地。勉强冲了个澡，也懒得吃东西，一直趴在床上想东想西。
感觉稍稍好些后，我给张卓家打了个电话。她到现在还不肯使手机，也不知她到家了没有，只能姑且一试。不料居然是她本人接的电话，张口就问我旅行如何。我说：“累吐了，我连日子都记不清了。笔会是几号开始的呀？”
“20号呀。”电话那头说“连会带玩26号结束，你歇一天居然又去海螺沟、康定了，真够有劲的，还是不行了吧？”
可笔会明明是27日才开始的，我见过邀请函。我又问：“笔会是去的九寨沟？”
“你怎么了你？老年痴呆？”
“记不记得那天我说的暗号？”
“哪天啊？我说，你病了就别说话。吐过了好好睡一觉，省得说什么错什么。”
我无力地搁下电话，脑子是木的。我想我要好好面对这次特殊情况了。
假设我一直熟悉的世界是a，张卓换房的世界也许就是b（b与a的区别还是不确定的），而眼下所在的世界却是c，感觉我离自己熟知的那个“时空”越来越远了。这种正在远离的恐惧催促我立刻打了下一个电话。
我拨了大刘的手机，然后惶恐地等待。
应声的人是大刘，我松了口气，至少这个号码还是正确的。
大刘正在北京，他说开完笔会就去北京办事，还要过几天才回山西。
虽然不好意思耗费他的漫游费，我还是厚着脸皮和他展开了一个科幻设计的讨论。
讨论的主题是，人是否可能由于某种奇妙的频率波动，进入不同的平行宇宙。
“很多科幻小说中，在a时空的主人公，我叫他张一号，进入b、c、d等不同时空时也会分别遇见张二、张三、张四他和自己的变体是共存的。不过我认为，不管进入了哪一个平行时空，只有一个张，如果那是张一，就不会存在张n。”
“你说。”大刘说。
“不过很多故事里的张进入平行时空是希望改变a中的自己，结果却无谓地进入了b、c、d，他永远无法改变张一。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但不是平行宇宙概念的，谋杀了默罕默德的人中，张一不断求变的结果是颠覆了自己存在的基础。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张一完全不自觉地、没有任何原因就进入了b、c、d等等平行时空，而且每当进入，他就顺势成为了张二、张三、张四，但同时还保留着张一的意识。”
“这里的b、c、d之间有关联吗？”
“也许，它们和a的现实距离越来越远。”
“那也许只是一次波动。”
“波动？”
“任何生命都是一种波粒二向性的存在。这里我们只谈波。张存在的波偶然发生单向峰值的波动。比如从0升到100，假设100是峰顶，而每变化10个单位值就会进入另一个平行宇宙；但是，如果把它当成坐标值的一次波动，那么它很快会恢复正常值。张也就会回到a时空。”
“但为什么只有张一的意识存在？张二、张三到哪里去了？”
“被张一暂时占频了吧。但我认为他们其实是同时存在的。也许张一会发现自己拥有张二的身体，只是意识在频率混乱的情况下抢占了片刻的地盘。”
“什么原因可能造成这样的状况？”
大刘沉默片刻“这就要看你小说的需要了。不过没必要纠缠具体技术，你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写法。”
我冒着被当成神经病的危险战战兢兢说了一句：“其实我觉得自己就是频率波动的赵一，已经进入了空间c，而且可能还会继续远离。”
电话那边显然迟疑了。
“在康定一起吃烧烤的，除了你我姚夫子小罗，有张卓吗？”我是豁出去了。
大刘很平静地回答：“我没有去过康定。”
我害怕夜晚，别提有多怕。我怕醒来发现又是一个世界。我怕那个世界里“我”的生活逐渐超出自己掌控的能力。
我怀疑梦也是一种频率变化的结果，也许所有的梦境都是源于睡眠中自身频率不稳定，被其他平行的时空接收，进入了另一个自己。
但夜幕还是温柔地降下来，月亮圆得太规整，我查了查日历，发现今天是阴历十六，十五的月亮十六圆，那么，在康定的夜晚就是阴历十五了，不知这和我的“波动”有没有关系，可我那夜并没有看到月亮。
我努力回想整个的变化过程，意外发现以前的我——这里应该叫“赵一”反而变得越来越不确定。那个我是真正存在过的吗？还是那只是我的一次“波动”而现在的时空才是我的原乡？
眼帘越来越沉重，我听到自己熟睡的呼吸——这不是语病，也不是逻辑错误。我真的听到自己熟睡后均匀、平静的呼吸。然后我完全失去了意识。
我依然是在振动中醒来的。仿佛我不是熟睡了一夜，而只是眼皮子打架，打了几秒钟的盹儿。而且我是在小三轮上，这种价格低廉的交通工具是成都的一大特色，一般短途选用比较划算。望着蹬车师傅穿着红色汗衫的后背，我好久没回过神，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直到他在一栋熟悉的院子前停下车，转过头用四川话对我说“科协到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地交给他十块钱——不知道说好的是多少，但肯定是够了。师傅找了我五块钱，我梦游般地说声“谢谢”一仰头，看到了大楼顶端写着“科幻世界”四个字的大牌子，牌子很朴素，并没有如a时空里那样安上霓虹灯。
我走进一楼大厅，电梯边的介绍栏灰扑扑的，上面找到了：十楼，科幻世界。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a时空的科幻世界杂志社在新楼的六楼。
我坐电梯上了十楼，带着做贼心虚的感觉往里走。我还记得六年前的科幻世界杂志社，但依稀有些不同。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进入了d时空，还是时光倒转，回到了六年前。
我一路走过了挂着“社长室”、“总编室”、“邮购部”门牌的房间，房间的门都关得紧紧的，直到“编辑室”才看到一扇虚掩的门。我在门边礼貌地扣了两下，不，这不是六年前的科幻世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时编辑部的门是双面的木门，而不是这种单面的红色铁门。
房间里有人用带川音的普通话应了一句：“请进。”
我推开门，陷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埋首工作的编辑们对我置之不理，只有那个应门的编辑转身问我：“找哪个？”
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这屋里的任何一个人。
我觉得嘴唇发干，报了自己的名字。他没有反应。另一个编辑的脑袋从最远一排桌上垒得高高的书和杂志上冒了起来：“你就是刚才打电话问买书的那个吧？去邮购部。”
我一边嘴里不停地说着“打扰了”一边退出房间。这一刻我不知如何是好，仿佛因为杂志社的改头换面，我和原来世界的联系也彻底断了线索。
我不知道我进邮购部还有什么意义，但是我实在想不出后面该做什么。我甚至不知道我该住在哪里——昨晚入住的宾馆很可能也属于“上一个波段”
于是，我敲响了邮购部的门，一个中年男子拉开门：“有事吗？”
“我”无奈之下，我只能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哦，你刚查过邮单的。已经给你发出去了呀。”
我松了口气，仿佛又抓到了另一根线，虽然是那么纤细的一条线索。“我我还想再买几本别的，请你们用原来的地址给我发出去就可以了。”
果然在电脑里存了发货的地址记录。他打了一张出来，我把随便挑的四本书递给他，看着他打包。同时，我拿起桌上的一支圆珠笔，在手心里记下了那个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福心路285号302室。记忆中杭州并没有这样一条路。
付钱后，我离开了杂志社和多少有几分原来面貌的科协大楼，在人民南路上漫无目的地晃悠。这似乎就是我熟悉的人民南路，但是气息、感觉却不尽相同。
与本原越来越远的世界让我措手不及。所幸有过之前几次渐进的铺垫，我还能保持基本正常的精神状态。
成都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云层遮蔽了天空，即使在晚上，也很难看见清晰的星群。也许这个世界里的星星，和别的世界是一样的吧？我像一个白痴那样坐在花坛边的水泥板上瞪着天空，等待黑夜的降临。其实我根本不熟悉星星的位置，我的天文学知识完全不具备实践能力。
就在这个时候，我挂在腰间的小包忽然震动起来。
“在我意想不到时候，你居然就在那里——”一个女声唱着，伴着丁丁冬冬的和弦。
我忽然意识到这是手机来电。
我急忙去掏那个包，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手脚这么笨拙，终于掏出这个跳动的小东西，我又迟疑了，不是我的西门子，也不是我知道的任何牌子，我不确定应该如何接听。
那个女声依然唱着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歌曲：“我等待了那么久，你来的时候我却已经放弃
”
管他的，手机反正都差不多。我按下屏幕上的c键，希望那个符号代表话筒。
和弦停了。女声安静了。然后又一个声音，细细的，从手机一端传来：“喂。”
我战战兢兢地凑上去听。
“听得到吗？”
“听到了。”我心虚地回答。
“什么时候回来？”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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