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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会结束不到一个月，保卫科就撤销了。行里的保卫工作交给了市里的押运公司，行里不再设立金库，金库统一由押运公司管理。全市的各家金融机构将来都要这样做。这样做可以有效的减少金库分散管理的风险，可以减轻各家银行的管理负担，可以减少大量的营业费用。同时减少了十几个像美国兵这样忠心耿耿的员工。保卫科也有留下的员工，是几个敢打敢闹或者有门子不走正道的同事，改革的规则也跟不健全的法律一样，干同样的事情，有的抓进去很快又放了出来，有的抓进去就再也没有放出来。下岗的同事走得义无反顾，他们没有和留下的同事攀比，因为自己已经痛苦了就不要把别人也拉来一同痛苦。就是这些善良老实的人们，被领导作为下岗的最好人选。
没有了保卫科的银行丝毫没有感到冷清，银行没有因为减少了这样一个保卫科就能使员工们透一口气，早些年盲目扩大的后患太严重了，然而这些苦果都要让员工们来偿还，却不让那些盲目决策的领导们偿还。如果将来证明这样的减员也是错误的，那么决策者们还要让这些员工继续替他咽苦果，而不是他们自己。如果国家规定，谁要是作为决策者，他拿普通员工几十倍几百倍的工资，那么他必须作出相应的成绩，干不好就向社会公开请罪并引咎辞职。如果你干好干坏都一样，你造成巨大的损失也不负责任，那么谁不会干呀，你就到猪圈里拖出来一头老母猪也能干呀，反正不是干好就是干坏呗，难道还能干出第三种可能吗？
渤海行一方面鼓励所有的员工主动自谋职业，为行里做最后一次贡献，一方面制造压力，不断的传达没有完成下岗指标的通知。
学习一个接一个，会议一个接一个，思想工作一个接一个。像这样的生活氛围里，就诞生了像汪行长那样的奇才，他可以天天开一个会，从毫无联系的许多事情里推出一个同样的结论，并且说出的话像顺口溜，朗朗上口，听了像没听一样。
可恨的还不仅仅是汪行长，还有他手下的那些口舌，他们把汪行长的讲话扩展开来延伸出去，联系到那些遥不可及的事情，最后得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结论来。
像符锐这样70年代出生的人，没有赶上文化大革命，也许经过这样的一次改革，就是要给他补上一课吧。
最糟糕的事情是那时正赶上全国学习‘三个代表’。像汪行长他们那些所有员工看起来除了代表他们自己之外什么也不代表的人，怎么还有脸说三个代表呢？更糟糕的是不久他们几个又厚颜无耻的高唱‘保持先进’，象汪行长则仕这些人从来都是全行最落后最无耻的员工，莫名其妙的却要继续保持先进，听起来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件事啊。
结果全渤海行，就是这几个人叫的最欢，好像碰到了发挥天才的绝好机会，如果此时不好好利用死了都不会闭眼，于是铺天盖地的大学特学，到处找旅游景点去学，天天开会摆酒席去学，天天挂在嘴边说。因为绝大多数员工都对这样的人特别反感，并且都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从这样人的嘴里说出‘三个代表’和‘保持先进’，除了给党和国家抹黑以外，不但起不了积极作用，反而起到了相反的宣传效果。
虽然学习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捷报不断，但关系到员工切身利益的工资和下岗这两个最主要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
符锐在单位上着班，实在是有些心不在焉。符锐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如此的对待典典。
符锐不知道典典会不会放弃她那个疯狂的行动，好好的呆在家里看孩子。如果说这是一个希望，那么符锐对这个希望是恐惧的，因为如果典典真的呆在家里，情况将比现在还要严重。但是符锐的一切做法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符锐甚至冒着要牺牲爱情要和典典同归于尽的危险，来达到这个目的。这是多么的自相矛盾啊，符锐自己也很清楚，但是符锐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走向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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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会结束不到一个月，保卫科就撤销了。行里的保卫工作交给了市里的押运公司，行里不再设立金库，金库统一由押运公司管理。全市的各家金融机构将来都要这样做。这样做可以有效的减少金库分散管理的风险，可以减轻各家银行的管理负担，可以减少大量的营业费用。同时减少了十几个像美国兵这样忠心耿耿的员工。保卫科也有留下的员工，是几个敢打敢闹或者有门子不走正道的同事，改革的规则也跟不健全的法律一样，干同样的事情，有的抓进去很快又放了出来，有的抓进去就再也没有放出来。下岗的同事走得义无反顾，他们没有和留下的同事攀比，因为自己已经痛苦了就不要把别人也拉来一同痛苦。就是这些善良老实的人们，被领导作为下岗的最好人选。
没有了保卫科的银行丝毫没有感到冷清，银行没有因为减少了这样一个保卫科就能使员工们透一口气，早些年盲目扩大的后患太严重了，然而这些苦果都要让员工们来偿还，却不让那些盲目决策的领导们偿还。如果将来证明这样的减员也是错误的，那么决策者们还要让这些员工继续替他咽苦果，而不是他们自己。如果国家规定，谁要是作为决策者，他拿普通员工几十倍几百倍的工资，那么他必须作出相应的成绩，干不好就向社会公开请罪并引咎辞职。如果你干好干坏都一样，你造成巨大的损失也不负责任，那么谁不会干呀，你就到猪圈里拖出来一头老母猪也能干呀，反正不是干好就是干坏呗，难道还能干出第三种可能吗？
渤海行一方面鼓励所有的员工主动自谋职业，为行里做最后一次贡献，一方面制造压力，不断的传达没有完成下岗指标的通知。
学习一个接一个，会议一个接一个，思想工作一个接一个。像这样的生活氛围里，就诞生了像汪行长那样的奇才，他可以天天开一个会，从毫无联系的许多事情里推出一个同样的结论，并且说出的话像顺口溜，朗朗上口，听了像没听一样。
可恨的还不仅仅是汪行长，还有他手下的那些口舌，他们把汪行长的讲话扩展开来延伸出去，联系到那些遥不可及的事情，最后得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结论来。
像符锐这样70年代出生的人，没有赶上文化大革命，也许经过这样的一次改革，就是要给他补上一课吧。
最糟糕的事情是那时正赶上全国学习‘三个代表’。像汪行长他们那些所有员工看起来除了代表他们自己之外什么也不代表的人，怎么还有脸说三个代表呢？更糟糕的是不久他们几个又厚颜无耻的高唱‘保持先进’，象汪行长则仕这些人从来都是全行最落后最无耻的员工，莫名其妙的却要继续保持先进，听起来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件事啊。
结果全渤海行，就是这几个人叫的最欢，好像碰到了发挥天才的绝好机会，如果此时不好好利用死了都不会闭眼，于是铺天盖地的大学特学，到处找旅游景点去学，天天开会摆酒席去学，天天挂在嘴边说。因为绝大多数员工都对这样的人特别反感，并且都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从这样人的嘴里说出‘三个代表’和‘保持先进’，除了给党和国家抹黑以外，不但起不了积极作用，反而起到了相反的宣传效果。
虽然学习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捷报不断，但关系到员工切身利益的工资和下岗这两个最主要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
符锐在单位上着班，实在是有些心不在焉。符锐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如此的对待典典。
符锐不知道典典会不会放弃她那个疯狂的行动，好好的呆在家里看孩子。如果说这是一个希望，那么符锐对这个希望是恐惧的，因为如果典典真的呆在家里，情况将比现在还要严重。但是符锐的一切做法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符锐甚至冒着要牺牲爱情要和典典同归于尽的危险，来达到这个目的。这是多么的自相矛盾啊，符锐自己也很清楚，但是符锐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走向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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