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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小车内走马忆旧时情结
大院中上任望前程酬志
常言道,有福不在忙。在1996年那时候,范城县各乡镇的党委书记的“坐骑”顶多是个吉普车。当我坐上豫y16160,这个崭新的普通桑塔纳轿车,去灌河镇上任时,沈小勇——我的司机带点神秘地对我说,曲广远书记精心运筹买的这辆车,在镇机关里人人都知道,但谁也不敢说。因为,曲书记是个细心人,他让暂时保密,主要是怕造成负面影响。这话虽然只是对班子成员和司机等少数几个人叮嘱的,全体机关干部却立刻都知道了。于是,大家都装聋作哑充瞎子,谁也不说,谁也没有听到、见到过这台新轿车。因此,这车到手后,除了给市、县领导送礼需要出车外,从来不敢在县城停留,回政府机关也都是赶在夜里,悄悄地放在车库里。几个月下来,只跑了五千多公里,基本上等于没有动用过。他现在已经当上了副县长,啥也不用怕了,当然又有了新的更好的车坐。我是新去的一把手,车又不是我买的,当然不用怕什么负面影响,毫无顾忌地、从从容容地坐它就是了。
我们一行三辆轿车一辆面包车,一大早在县委聚齐后,就出发了。
从县城到灌河镇有三十多公里的路程,出了县城往南走去,不到十几公里就进入了山区。首先在红庙乡的地界上沿着一溜山沟走十几公里,然后爬上分水岭——山峦间的一个豁口。这个豁口往南是长江流域,往北则是淮河流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分水岭。同时,它也是红庙与灌河两个乡镇的交界处。这一天,春寒乍暖,天气晴朗。不仅我这个新官上任,心中自然惬意,就连送我上任的县纪委书记吕士敬、县委办公室的几个同志以及其他几位新调入灌河的弟兄,也都显得特别愉快。上了分水岭,由于没有女同志,我们都站在路边上,人人掏出家伙痛痛快快地撒了一泡尿。县委办副主任贾同喜说:“老弟啊,大家这一尿,可都是肥了你的领地,你得扎扎实实地感谢我们。”我也打着哈哈说:“你们尿了,我自然承情,但我自己这一泡可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哪。”司机细心,把书记的这句话记了下来,果然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是从县里回来,除非内急得不得了,一般总要到了这里才方便方便。
站在分水岭上,朝东南一望,山峦起伏,重重叠叠,那一百九十八平方公里的山区土地,就是灌河镇了。到这里当一把手,好像有点命中注定一样。
算起来,我已经两进灌河了。想当年,我在高中读书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学生们根本没把上课当成一回事,整天学工学农学人民解放军,还要经常性持久性地批判资产阶级。有一种学军活动叫“拉练”大家背着背包,扛着红缨枪,有时腰里还别着两个木头手榴弹,当时自我感觉挺威武雄壮的样子,多年以后想一想,有点不伦不类滑稽可笑。每次拉练大家都按照营、连、排、班的军队建制,在学校革委会主任的带领下,呼着口号,踩着鼓点,出了学校,跑上两天,借此锻炼革命小将们的革命意志。正是因为有这种形势,我才有缘第一次到了灌河。当时是秋天,学校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野营拉练,全校师生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学校所在地发集镇出发,一路向东南,沿山摸岭到了灌河。跑到那里以后,我们这些从未出过远门的青年学生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山的后边还是山。从那以后,学校再也没有带领学生去过其他乡镇(公社)。
第二次进灌河是我刚调入县委办公室没几天,当时的县委书记为了搞到第一手资料,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要求有关部门组织一次大型的调研活动,由县委办公室牵头,抽了政研室、农经委等几组笔杆子,在全县选山、岗、平三种乡镇,搞“关于农村服务体系的现状和对策”的调查,我和政研室主任张立、县委办老同志孙成志三个人到灌河调查,一住下就搞了九天。后来也曾经下乡过,至多住一个晚上,从来都没有突破过这个纪录。
由此可见,我与这个灌河确实有缘:从全体同学“背着枪”占领这里,又到我们“掂着笔”评说这里,最终由我来“统治”这方水土,运用高等数学进行概率分析,就是一件既偶然又寓于必然之中的事件。我站在分水岭上,心里竟然有了这么一些莫名其妙的感慨。
小车进到镇政府院,有人放了一挂相当长的鞭炮。在清脆的响声和刺鼻的硝烟中,弥漫着一种迎娶新媳妇的味道。院子里和前楼的二楼上站满了人,显见是欢迎,也许是新鲜。党政办公室主任王世贵、通信员小马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忙不迭地接住东西,一直到了后边大楼的一楼东头——我的卧室。据说,这是一般机关里不成文的规矩,一把手总是安排在左边上首位置。事实上,真正懂得风水的人说,要是一个四合院的话,单位的正头头儿应该位于西北角,因为这里是所谓“八卦”的“乾”位,乾为阳,为天,为大,为主事的当家人。西安武则天墓叫乾陵,就是因为位于西京城的西北方向。所以范城县的历任县委书记,习惯上都是住在县委大院的西北角,到了镇里,竟是这么个讲究,叫我觉得可笑。不过前任都是这样的,并且副县长都当上了,显然没有什么妨碍。好在后边这个院子也就这么一栋通体三层楼,也许是不能按“周易”、“八卦”上讲的那样去分析问题,按农村酒席上的坐法,左边真的为上了。说起这些,... -->>
第二章
小车内走马忆旧时情结
大院中上任望前程酬志
常言道,有福不在忙。在1996年那时候,范城县各乡镇的党委书记的“坐骑”顶多是个吉普车。当我坐上豫y16160,这个崭新的普通桑塔纳轿车,去灌河镇上任时,沈小勇——我的司机带点神秘地对我说,曲广远书记精心运筹买的这辆车,在镇机关里人人都知道,但谁也不敢说。因为,曲书记是个细心人,他让暂时保密,主要是怕造成负面影响。这话虽然只是对班子成员和司机等少数几个人叮嘱的,全体机关干部却立刻都知道了。于是,大家都装聋作哑充瞎子,谁也不说,谁也没有听到、见到过这台新轿车。因此,这车到手后,除了给市、县领导送礼需要出车外,从来不敢在县城停留,回政府机关也都是赶在夜里,悄悄地放在车库里。几个月下来,只跑了五千多公里,基本上等于没有动用过。他现在已经当上了副县长,啥也不用怕了,当然又有了新的更好的车坐。我是新去的一把手,车又不是我买的,当然不用怕什么负面影响,毫无顾忌地、从从容容地坐它就是了。
我们一行三辆轿车一辆面包车,一大早在县委聚齐后,就出发了。
从县城到灌河镇有三十多公里的路程,出了县城往南走去,不到十几公里就进入了山区。首先在红庙乡的地界上沿着一溜山沟走十几公里,然后爬上分水岭——山峦间的一个豁口。这个豁口往南是长江流域,往北则是淮河流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分水岭。同时,它也是红庙与灌河两个乡镇的交界处。这一天,春寒乍暖,天气晴朗。不仅我这个新官上任,心中自然惬意,就连送我上任的县纪委书记吕士敬、县委办公室的几个同志以及其他几位新调入灌河的弟兄,也都显得特别愉快。上了分水岭,由于没有女同志,我们都站在路边上,人人掏出家伙痛痛快快地撒了一泡尿。县委办副主任贾同喜说:“老弟啊,大家这一尿,可都是肥了你的领地,你得扎扎实实地感谢我们。”我也打着哈哈说:“你们尿了,我自然承情,但我自己这一泡可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哪。”司机细心,把书记的这句话记了下来,果然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是从县里回来,除非内急得不得了,一般总要到了这里才方便方便。
站在分水岭上,朝东南一望,山峦起伏,重重叠叠,那一百九十八平方公里的山区土地,就是灌河镇了。到这里当一把手,好像有点命中注定一样。
算起来,我已经两进灌河了。想当年,我在高中读书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学生们根本没把上课当成一回事,整天学工学农学人民解放军,还要经常性持久性地批判资产阶级。有一种学军活动叫“拉练”大家背着背包,扛着红缨枪,有时腰里还别着两个木头手榴弹,当时自我感觉挺威武雄壮的样子,多年以后想一想,有点不伦不类滑稽可笑。每次拉练大家都按照营、连、排、班的军队建制,在学校革委会主任的带领下,呼着口号,踩着鼓点,出了学校,跑上两天,借此锻炼革命小将们的革命意志。正是因为有这种形势,我才有缘第一次到了灌河。当时是秋天,学校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野营拉练,全校师生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学校所在地发集镇出发,一路向东南,沿山摸岭到了灌河。跑到那里以后,我们这些从未出过远门的青年学生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山的后边还是山。从那以后,学校再也没有带领学生去过其他乡镇(公社)。
第二次进灌河是我刚调入县委办公室没几天,当时的县委书记为了搞到第一手资料,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要求有关部门组织一次大型的调研活动,由县委办公室牵头,抽了政研室、农经委等几组笔杆子,在全县选山、岗、平三种乡镇,搞“关于农村服务体系的现状和对策”的调查,我和政研室主任张立、县委办老同志孙成志三个人到灌河调查,一住下就搞了九天。后来也曾经下乡过,至多住一个晚上,从来都没有突破过这个纪录。
由此可见,我与这个灌河确实有缘:从全体同学“背着枪”占领这里,又到我们“掂着笔”评说这里,最终由我来“统治”这方水土,运用高等数学进行概率分析,就是一件既偶然又寓于必然之中的事件。我站在分水岭上,心里竟然有了这么一些莫名其妙的感慨。
小车进到镇政府院,有人放了一挂相当长的鞭炮。在清脆的响声和刺鼻的硝烟中,弥漫着一种迎娶新媳妇的味道。院子里和前楼的二楼上站满了人,显见是欢迎,也许是新鲜。党政办公室主任王世贵、通信员小马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忙不迭地接住东西,一直到了后边大楼的一楼东头——我的卧室。据说,这是一般机关里不成文的规矩,一把手总是安排在左边上首位置。事实上,真正懂得风水的人说,要是一个四合院的话,单位的正头头儿应该位于西北角,因为这里是所谓“八卦”的“乾”位,乾为阳,为天,为大,为主事的当家人。西安武则天墓叫乾陵,就是因为位于西京城的西北方向。所以范城县的历任县委书记,习惯上都是住在县委大院的西北角,到了镇里,竟是这么个讲究,叫我觉得可笑。不过前任都是这样的,并且副县长都当上了,显然没有什么妨碍。好在后边这个院子也就这么一栋通体三层楼,也许是不能按“周易”、“八卦”上讲的那样去分析问题,按农村酒席上的坐法,左边真的为上了。说起这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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