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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到了我讲故事的年代,电话已经延伸到了我们马寨公社,上级的指示,乘载着每秒钟30万公里的电流速度,很快就能传了下来。同古代相比,元叔他们跑腿送信的工作,成了通信网络上的神经末梢。总体上看,信息传递使用的时间比古代节省了许多,基本上实现了朝发夕至。
送信这种活儿,一点也不费脑筋,只是费鞋。到了天气暖和以后,元叔心疼他妈,又舍不得穿凤姑偷偷地给他精心纳制的桐油油过的圆口鞋,脚上穿的是用河边上一种叫做雷草的茎叶儿编织的“草褂搭儿”学名“草鞋”就是当年红军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穿的那种鞋子。
元叔编这种草鞋很内行,下雨天气不上工的时候,他就会在屋里的地上,揳一木桩子,拴上一分四股的麻绳,一端拴在腰间,捻着一绺绺的雷草茎叶,在四条小绳中间穿梭,编织要送信穿的草鞋。他能把雷草绳拧得致密结实,打出的草鞋磁丁丁的,耐看耐穿。后来,凤姑把自己剪衣服剩下的碎布条给了他一些,他能在草中掺入一些布条,草鞋的质量显著改善,不仅耐磨,还能防止磨脚。就是这样,有时正在地里干活时,大队干部按照公社领导安排,突然派他出去到各大队发通知时,他常常来不及换新草鞋,曾经多次出现过打赤脚的情况。
大队的范围小,通知开会时,元叔只要一个早上,就可以把全大队跑上一遍儿。公社的范围大,方圆二十多里,还要沿山摸岭。通知开会时,大队的几个“四类分子”排的有班次,轮流到附近八个生产大队送信。要是一种用一个信封密封起来的信儿,一般不是通知开会,而是传达一种指示。领导把信封得严严实实的,强调送信人不得拆开看,说是为了保密。其实,这几个“四类分子”都是识字人,到了目的地,如果那里的干部不识字,还得拆开让他们念给干部们听。所以,最先了解上级指示精神的仍然是这几个“四类分子”
要是口信儿,那一定是通知各大队干部来公社开会。接到通知的各个大队的干部们,按照预定的时间,提前开路,赶到公社。开完会后,天色晚了,他们提着原来准备好的马灯,或者到马寨亲戚家找来一些沤麻秆,点着麻秆火照亮回家的道路。自从有了手电筒以后,这种情况才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干部们用一条细布筒,把手电筒装进去,一头是死口,一头是束口,用绳子束着,挎在胳肢窝里,方便照路。
公社领导们经常要开会,送信这种活儿常年不断。“四类分子”们跟大队干部一样,与公社领导们比较熟,他们的熟,与刘庆典支书的熟当然不是一码事儿。送信回来,一般要到公社领导处销号,说一说送达的情况。领导们大多是板着面孔的“哼”一声表示知道了,他们赶快知趣地走开。只有曹书记这个人比较随和,听了汇报以后,往往还说个“辛苦你了”!或者顺手扔给一根“大舞台”烟卷,以示勉励。这个“四类分子”得到恩赐,感到万分荣幸,人格一下子高大起来,拿着点着了又掐灭的烟卷,向贫下中农社员炫耀:“瞧,这是曹书记给的!”看到这根半截象征权力的烟卷,贫下中农社员的心里马上矮了三分,觉得自己此时的脸面上还不如“四类分子”有光彩。这种反常现象,后来丁老师把它归纳总结起来,成了曹书记阶级立场方面的问题,是“走资派曹xx一类修正主义分子”的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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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到了我讲故事的年代,电话已经延伸到了我们马寨公社,上级的指示,乘载着每秒钟30万公里的电流速度,很快就能传了下来。同古代相比,元叔他们跑腿送信的工作,成了通信网络上的神经末梢。总体上看,信息传递使用的时间比古代节省了许多,基本上实现了朝发夕至。
送信这种活儿,一点也不费脑筋,只是费鞋。到了天气暖和以后,元叔心疼他妈,又舍不得穿凤姑偷偷地给他精心纳制的桐油油过的圆口鞋,脚上穿的是用河边上一种叫做雷草的茎叶儿编织的“草褂搭儿”学名“草鞋”就是当年红军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穿的那种鞋子。
元叔编这种草鞋很内行,下雨天气不上工的时候,他就会在屋里的地上,揳一木桩子,拴上一分四股的麻绳,一端拴在腰间,捻着一绺绺的雷草茎叶,在四条小绳中间穿梭,编织要送信穿的草鞋。他能把雷草绳拧得致密结实,打出的草鞋磁丁丁的,耐看耐穿。后来,凤姑把自己剪衣服剩下的碎布条给了他一些,他能在草中掺入一些布条,草鞋的质量显著改善,不仅耐磨,还能防止磨脚。就是这样,有时正在地里干活时,大队干部按照公社领导安排,突然派他出去到各大队发通知时,他常常来不及换新草鞋,曾经多次出现过打赤脚的情况。
大队的范围小,通知开会时,元叔只要一个早上,就可以把全大队跑上一遍儿。公社的范围大,方圆二十多里,还要沿山摸岭。通知开会时,大队的几个“四类分子”排的有班次,轮流到附近八个生产大队送信。要是一种用一个信封密封起来的信儿,一般不是通知开会,而是传达一种指示。领导把信封得严严实实的,强调送信人不得拆开看,说是为了保密。其实,这几个“四类分子”都是识字人,到了目的地,如果那里的干部不识字,还得拆开让他们念给干部们听。所以,最先了解上级指示精神的仍然是这几个“四类分子”
要是口信儿,那一定是通知各大队干部来公社开会。接到通知的各个大队的干部们,按照预定的时间,提前开路,赶到公社。开完会后,天色晚了,他们提着原来准备好的马灯,或者到马寨亲戚家找来一些沤麻秆,点着麻秆火照亮回家的道路。自从有了手电筒以后,这种情况才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干部们用一条细布筒,把手电筒装进去,一头是死口,一头是束口,用绳子束着,挎在胳肢窝里,方便照路。
公社领导们经常要开会,送信这种活儿常年不断。“四类分子”们跟大队干部一样,与公社领导们比较熟,他们的熟,与刘庆典支书的熟当然不是一码事儿。送信回来,一般要到公社领导处销号,说一说送达的情况。领导们大多是板着面孔的“哼”一声表示知道了,他们赶快知趣地走开。只有曹书记这个人比较随和,听了汇报以后,往往还说个“辛苦你了”!或者顺手扔给一根“大舞台”烟卷,以示勉励。这个“四类分子”得到恩赐,感到万分荣幸,人格一下子高大起来,拿着点着了又掐灭的烟卷,向贫下中农社员炫耀:“瞧,这是曹书记给的!”看到这根半截象征权力的烟卷,贫下中农社员的心里马上矮了三分,觉得自己此时的脸面上还不如“四类分子”有光彩。这种反常现象,后来丁老师把它归纳总结起来,成了曹书记阶级立场方面的问题,是“走资派曹xx一类修正主义分子”的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