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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了的事情。”
“唉，慢慢熬吧，说一千道一万，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
“就是心里没个着落，总感觉规矩变了，没老爷在头上了，反倒有些不得劲儿。”
“贱骨头是吧？非得有人拿竹条抽才乐意。”
“滚！”
现在，工业革命给新生的工人阶层带来的种种改变，已经开始悄然显现了。
工业革命时代早期的工坊或手工工场的劳动，在许多方面都迥然有别于以自然经济为运行基础的农业社会劳动，就比如这些在化肥、玻璃工坊里工作的工人，除了以自身劳动换取每个月的工钱外，已没有其他任何收入来源。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下的农业社会，劳动一般是家庭劳动，也就是俗称的“男耕女织”，除了佃农以外，大部分的自耕农家庭，都拥有自己的土地，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手工业相关的生产资料，譬如桑树之类的.再不济，也有一些其他收入作为家庭财政的补充。
有不那么有利的一面，自然也有有利的一面，那就是相比较而言，从人身层面，工人比之佃农和自耕农，尤其是跟佃农相比，更加自由了，因为在农业社会里，劳动往往伴随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在工业革命后，这种关系只是金钱的购买关系，工场主出钱购买劳动力，仅此而已。
至于你下班后想干什么，是去夜市还是打叶子牌，没人管你。
当然了，如果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如果还有精力，似乎最合理的选择是——加班。
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最根本的是由工酬所带来的效用所决定的，在劳动者出卖劳动力获取工酬来满足自己需求的过程中，工酬会给劳动者带来正效用，也就是需求的满足；劳动会带来负效用，也就是体力上的损耗和身体、精神的疲惫，只有工酬的效用大于劳动的负效用，劳动者才会愿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工酬的效用越大，劳动者所愿意承受的劳动负效用也就越大，其所愿接受的工作时间也就越长。
而在姜星火前世，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大多来源于失地的农民和破产的小手工业者，如果工人阶层不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往往就会面临饥饿的威胁，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满足的程度非常低，当时的英国虽然也会给穷人一点点可怜的救济，但那也只能在陷入贫困的深渊时才有可能得到。
由于工人阶层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满足的程度非常低，实际工资带来的效用就变得非常大，因为边际效用递减。因而，即使工资水平仅仅维持在最低生存线附近，工人阶层为了不被饿死，也不得不极其辛勤地工作。
但现在的大明，做工还是一件跟以前或许同样辛苦，但收入水平还不错的工作，所以工人阶层没有这种顾虑，在足够保证生活的前提下，业余时间更乐意去寻找一些放松，而不是继续加班。
除此之外，从工人们的聊天里能发觉的另一点显著特征就是，工业革命后的生产方式，最匹配的就是更加严格的时间观念，工人们对于每一天的衡量和计算，不再是传统农业社会的春秋季节或是二十四节气，而是精确到时辰，这种机械的规律，不仅与农业社会的传统时间观念相矛盾，而且对于这些工人，或者说尚未完全适应这种节奏的人来说，跟他们的天性是相冲突的。
事实上，为了纠正这种散漫、无时间观念的行为，工坊也确实将其作为了重点的惩罚项，工人们如果无视上班的时间，那么通常会被扣相当程度.最起码在他们来看很肉痛的工钱。
而夜市的出现，则代表着工人们的公共娱乐空间的极度缺乏。
这里没有广场，也没有宽敞的林荫路，或是相扑台之类的地方，在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这些不算富裕的人们，消磨时间和娱乐自己的方式，似乎除了在简陋的，充满了脚臭、汗臭等各种混合气味的通铺宿舍里打叶子牌，就是出来在夜市这种地方逛逛。
至于河边的小镇，以他们拮据的购买力，还是很难消费的，那些都是留给收入要高出他们一档的工匠们去消费的地方。
但事实上，也只有在这里，在这种混杂着愁苦和欢快的夜市摊位上，姜星火才能看到，工人们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赚一份工钱糊口。
吃完羊汤，姜星火又带着于谦继续顺着夜市密如蛛网的小路走着。
姜星火在栏杆旁驻足，看着不远处那个卖烧鸽子的摊位。
这个摊位前排队和询问的人不少，但卖出去的却并不多，看来价格定得太高，不过摊主为了赚钱，只能继续卖力吆喝。
尽管生意惨淡，但摊主的表情却显得没那么沮丧。
当姜星火和于谦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摊主觉得，在这冰冷的寒夜里，有人在自己的摊前，这种感觉就好像突然被阳光笼罩了一般，心底莫名涌现了一股暖意。
摊主露出了憨厚的笑容说道：“哟，小伙子，买一只吗？”
看着金黄流油的烤鸽子，姜星火问道：“多少钱一只？”
“哈哈哈，小伙子，这里卖的不贵，50文一只。”那摊主咧开嘴巴笑了起来。
“你怎么不去抢？”
姜星火的话语是有道理的，明朝的物价，在没有后期大规模白银流入导致通货膨胀之前，一口小铁锅价值80文，一口大铁锅价值150文，一只鸭子价值30文，一只鸡价值40文，一斤猪肉价值18文。
不知道从哪里的林间打的野鸽子，个头也不大，一只卖50文，实在是贵的离谱了，怪不得没人买。
而这时，旁边却忽然有一个工人开口。
“小兄弟，今天这顿烤鸽子的钱，算在我帐上，我请客。”那人豪迈地拍了拍胸脯道，一付古之好汉的作风。
“这怎么好意思。”于谦连忙摆手拒绝。
那人却笑呵呵说道：“小伙子，我看你儿子眼馋得很，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就别推辞了。”
说罢，他也不等于谦反应，就把装有烤鸽子的罐子递给了他，并笑吟吟地说道：“我家里也有个闺女，长得可漂亮了，跟这孩子配得上。”
于谦闻言一阵无语。
“那好吧，多谢您了。”
姜星火接过瓷罐子，顺便低头朝于谦使了个眼色，让他别推辞了。
于谦会意，笑了笑，双手把瓷罐子拎了过去，说道：“那我们就不客气啦。”
“小兄弟是附近的人？”
姜星火“在镇上做账房的，听说这里热闹，就来看看。”
那工人又东拉西扯了几句，神秘兮兮地低声问道：“你听说过摩尼会吗？”
来了！
姜星火本以为这是什么白莲教的分支组织，理所当然地表露出了一丝兴趣，但又有些茫然。
“没听说过。”
但随即事情的走向却跟他预想的似乎有些偏差。
怎么说呢这人口中的“摩尼会”，却并非是什么宗教组织，而是有点类似工人互助会？
如果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讲，任何“理性人”都应该以个人或集体的自愿方式，进行储蓄和保险，从而以便为事故、疾病、老年等可预知或是不可预知的需求作好准备，但实际上是，穷人在个体层面上，没有能力和意愿进行必要的准备，也缺乏相应的知识，所以往往面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困厄时，就会显得毫无抵抗之力。
而遵循着“有寻求就有市场”的原理，这种互助组织自然也就应运而生了。
事实上，一个冷知识就是，社会保险这个东西，就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层的社会互助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姜星火前世，工业革命时期，贫困现象可谓是触目惊心，底层人的生活境遇异常悲惨，而在走投无路之时便自发组织起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互助组织——工会、友谊会、共济会、丧葬会、募捐会、销售合作会等等，来共同对抗贫困和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这些组织里面，最为普遍的就是友谊会，这也是原始社保的雏形，一般情况下，友谊会会员在定期缴纳一定数量互助金性质的会费后，在遭遇失业、疾病、年老或贫困时即可向协会申请领取一定数量的津贴。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各国才在社会互助活动的基础上普遍建立起了强制性的养老、疾病、工伤等社会保险，形成了以社会保险为核心内容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福利国家大规模兴起，才有了现代看到的那些东西。
而在如今的大明，工业革命刚刚起步的年代，出现这种组织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了，这种私下组织，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就是.会不会变成庞氏骗局？
这是很有可能出现的事情，组织者拿了底层人的钱财搞互助，最后携款跑路。
姜星火在大概了解了“摩尼会”是个什么组织以后，并没有深入研究的兴趣，他留下了50文钱后，带着于谦礼貌地告辞。
“或许应该查一查。”
于谦跟个小大人一样，认真地思考后建议道。
“缺乏的是相应的制度。”
姜星火沉吟片刻说道：“我在大明行政学校，曾经讲过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蔡京医药的变法，而今天看到了被冻死的乞丐的时候，我也在思考.如果用货币手段，来初步建立起商业化的互助组织，或许会比官府来做要强一些。”
事实上，在姜星火前世的带英，就给出过解决方法，只不过是反面教材。
带英的《济贫法》，目的更像是剥夺人的尊严，而非物质援助手段该法规定一切救济只能低于社会上的最低工资，只能在监狱般的济贫院内提供，而且要强行拆散丈夫与妻女，为的是惩戒贫困，并防止他们繁衍下一代。
不过怎么说呢，《济贫法》因为太过缺德，所以从未完全履行过，因为凡在穷人势众力大的地方，他们都抵抗这种极端措施，可是带英在缺德这方面，是从来不让人失望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英国人中至少有十分之一，都属于要靠《济贫法》领取救济的穷人，而这些在带英本土混不下去的，一般都被《济贫法》逼迫的润去了殖民地。
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济贫方法，显然是跟姜星火一贯的理念背道而驰的。
但目前以大明朝廷的组织能力、廉洁程度，想要搞整体的济贫，那跟天方夜谭简直无疑，这也是为什么以前历朝历代没有搞的原因，一是规模大搞不起，二是没这能力。
所以开展受大明银行监督的商业保险，反而更靠谱一些，毕竟钱庄还是可控的，或许会有这样那样的不便，但再怎么说，保险业只要能正常发展，一些起码的保障还是能做到的。
而且钱庄的商业保险，也能控制规模，毕竟这是自愿的事情。
不管怎样，可以预见的是，私下的互助组织是不可能断绝的，工人们对于商业保险，也必定会有本能的抗拒，一部分人会宁愿选择手头多存些工钱。
不过无论如何，给大明新生的工人阶层多一种选择，也是好事。
(本章完)
坏了的事情。”
“唉，慢慢熬吧，说一千道一万，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
“就是心里没个着落，总感觉规矩变了，没老爷在头上了，反倒有些不得劲儿。”
“贱骨头是吧？非得有人拿竹条抽才乐意。”
“滚！”
现在，工业革命给新生的工人阶层带来的种种改变，已经开始悄然显现了。
工业革命时代早期的工坊或手工工场的劳动，在许多方面都迥然有别于以自然经济为运行基础的农业社会劳动，就比如这些在化肥、玻璃工坊里工作的工人，除了以自身劳动换取每个月的工钱外，已没有其他任何收入来源。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下的农业社会，劳动一般是家庭劳动，也就是俗称的“男耕女织”，除了佃农以外，大部分的自耕农家庭，都拥有自己的土地，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手工业相关的生产资料，譬如桑树之类的.再不济，也有一些其他收入作为家庭财政的补充。
有不那么有利的一面，自然也有有利的一面，那就是相比较而言，从人身层面，工人比之佃农和自耕农，尤其是跟佃农相比，更加自由了，因为在农业社会里，劳动往往伴随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在工业革命后，这种关系只是金钱的购买关系，工场主出钱购买劳动力，仅此而已。
至于你下班后想干什么，是去夜市还是打叶子牌，没人管你。
当然了，如果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如果还有精力，似乎最合理的选择是——加班。
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最根本的是由工酬所带来的效用所决定的，在劳动者出卖劳动力获取工酬来满足自己需求的过程中，工酬会给劳动者带来正效用，也就是需求的满足；劳动会带来负效用，也就是体力上的损耗和身体、精神的疲惫，只有工酬的效用大于劳动的负效用，劳动者才会愿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工酬的效用越大，劳动者所愿意承受的劳动负效用也就越大，其所愿接受的工作时间也就越长。
而在姜星火前世，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大多来源于失地的农民和破产的小手工业者，如果工人阶层不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往往就会面临饥饿的威胁，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满足的程度非常低，当时的英国虽然也会给穷人一点点可怜的救济，但那也只能在陷入贫困的深渊时才有可能得到。
由于工人阶层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满足的程度非常低，实际工资带来的效用就变得非常大，因为边际效用递减。因而，即使工资水平仅仅维持在最低生存线附近，工人阶层为了不被饿死，也不得不极其辛勤地工作。
但现在的大明，做工还是一件跟以前或许同样辛苦，但收入水平还不错的工作，所以工人阶层没有这种顾虑，在足够保证生活的前提下，业余时间更乐意去寻找一些放松，而不是继续加班。
除此之外，从工人们的聊天里能发觉的另一点显著特征就是，工业革命后的生产方式，最匹配的就是更加严格的时间观念，工人们对于每一天的衡量和计算，不再是传统农业社会的春秋季节或是二十四节气，而是精确到时辰，这种机械的规律，不仅与农业社会的传统时间观念相矛盾，而且对于这些工人，或者说尚未完全适应这种节奏的人来说，跟他们的天性是相冲突的。
事实上，为了纠正这种散漫、无时间观念的行为，工坊也确实将其作为了重点的惩罚项，工人们如果无视上班的时间，那么通常会被扣相当程度.最起码在他们来看很肉痛的工钱。
而夜市的出现，则代表着工人们的公共娱乐空间的极度缺乏。
这里没有广场，也没有宽敞的林荫路，或是相扑台之类的地方，在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这些不算富裕的人们，消磨时间和娱乐自己的方式，似乎除了在简陋的，充满了脚臭、汗臭等各种混合气味的通铺宿舍里打叶子牌，就是出来在夜市这种地方逛逛。
至于河边的小镇，以他们拮据的购买力，还是很难消费的，那些都是留给收入要高出他们一档的工匠们去消费的地方。
但事实上，也只有在这里，在这种混杂着愁苦和欢快的夜市摊位上，姜星火才能看到，工人们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赚一份工钱糊口。
吃完羊汤，姜星火又带着于谦继续顺着夜市密如蛛网的小路走着。
姜星火在栏杆旁驻足，看着不远处那个卖烧鸽子的摊位。
这个摊位前排队和询问的人不少，但卖出去的却并不多，看来价格定得太高，不过摊主为了赚钱，只能继续卖力吆喝。
尽管生意惨淡，但摊主的表情却显得没那么沮丧。
当姜星火和于谦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摊主觉得，在这冰冷的寒夜里，有人在自己的摊前，这种感觉就好像突然被阳光笼罩了一般，心底莫名涌现了一股暖意。
摊主露出了憨厚的笑容说道：“哟，小伙子，买一只吗？”
看着金黄流油的烤鸽子，姜星火问道：“多少钱一只？”
“哈哈哈，小伙子，这里卖的不贵，50文一只。”那摊主咧开嘴巴笑了起来。
“你怎么不去抢？”
姜星火的话语是有道理的，明朝的物价，在没有后期大规模白银流入导致通货膨胀之前，一口小铁锅价值80文，一口大铁锅价值150文，一只鸭子价值30文，一只鸡价值40文，一斤猪肉价值18文。
不知道从哪里的林间打的野鸽子，个头也不大，一只卖50文，实在是贵的离谱了，怪不得没人买。
而这时，旁边却忽然有一个工人开口。
“小兄弟，今天这顿烤鸽子的钱，算在我帐上，我请客。”那人豪迈地拍了拍胸脯道，一付古之好汉的作风。
“这怎么好意思。”于谦连忙摆手拒绝。
那人却笑呵呵说道：“小伙子，我看你儿子眼馋得很，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就别推辞了。”
说罢，他也不等于谦反应，就把装有烤鸽子的罐子递给了他，并笑吟吟地说道：“我家里也有个闺女，长得可漂亮了，跟这孩子配得上。”
于谦闻言一阵无语。
“那好吧，多谢您了。”
姜星火接过瓷罐子，顺便低头朝于谦使了个眼色，让他别推辞了。
于谦会意，笑了笑，双手把瓷罐子拎了过去，说道：“那我们就不客气啦。”
“小兄弟是附近的人？”
姜星火“在镇上做账房的，听说这里热闹，就来看看。”
那工人又东拉西扯了几句，神秘兮兮地低声问道：“你听说过摩尼会吗？”
来了！
姜星火本以为这是什么白莲教的分支组织，理所当然地表露出了一丝兴趣，但又有些茫然。
“没听说过。”
但随即事情的走向却跟他预想的似乎有些偏差。
怎么说呢这人口中的“摩尼会”，却并非是什么宗教组织，而是有点类似工人互助会？
如果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讲，任何“理性人”都应该以个人或集体的自愿方式，进行储蓄和保险，从而以便为事故、疾病、老年等可预知或是不可预知的需求作好准备，但实际上是，穷人在个体层面上，没有能力和意愿进行必要的准备，也缺乏相应的知识，所以往往面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困厄时，就会显得毫无抵抗之力。
而遵循着“有寻求就有市场”的原理，这种互助组织自然也就应运而生了。
事实上，一个冷知识就是，社会保险这个东西，就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层的社会互助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姜星火前世，工业革命时期，贫困现象可谓是触目惊心，底层人的生活境遇异常悲惨，而在走投无路之时便自发组织起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互助组织——工会、友谊会、共济会、丧葬会、募捐会、销售合作会等等，来共同对抗贫困和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这些组织里面，最为普遍的就是友谊会，这也是原始社保的雏形，一般情况下，友谊会会员在定期缴纳一定数量互助金性质的会费后，在遭遇失业、疾病、年老或贫困时即可向协会申请领取一定数量的津贴。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各国才在社会互助活动的基础上普遍建立起了强制性的养老、疾病、工伤等社会保险，形成了以社会保险为核心内容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福利国家大规模兴起，才有了现代看到的那些东西。
而在如今的大明，工业革命刚刚起步的年代，出现这种组织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了，这种私下组织，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就是.会不会变成庞氏骗局？
这是很有可能出现的事情，组织者拿了底层人的钱财搞互助，最后携款跑路。
姜星火在大概了解了“摩尼会”是个什么组织以后，并没有深入研究的兴趣，他留下了50文钱后，带着于谦礼貌地告辞。
“或许应该查一查。”
于谦跟个小大人一样，认真地思考后建议道。
“缺乏的是相应的制度。”
姜星火沉吟片刻说道：“我在大明行政学校，曾经讲过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蔡京医药的变法，而今天看到了被冻死的乞丐的时候，我也在思考.如果用货币手段，来初步建立起商业化的互助组织，或许会比官府来做要强一些。”
事实上，在姜星火前世的带英，就给出过解决方法，只不过是反面教材。
带英的《济贫法》，目的更像是剥夺人的尊严，而非物质援助手段该法规定一切救济只能低于社会上的最低工资，只能在监狱般的济贫院内提供，而且要强行拆散丈夫与妻女，为的是惩戒贫困，并防止他们繁衍下一代。
不过怎么说呢，《济贫法》因为太过缺德，所以从未完全履行过，因为凡在穷人势众力大的地方，他们都抵抗这种极端措施，可是带英在缺德这方面，是从来不让人失望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英国人中至少有十分之一，都属于要靠《济贫法》领取救济的穷人，而这些在带英本土混不下去的，一般都被《济贫法》逼迫的润去了殖民地。
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济贫方法，显然是跟姜星火一贯的理念背道而驰的。
但目前以大明朝廷的组织能力、廉洁程度，想要搞整体的济贫，那跟天方夜谭简直无疑，这也是为什么以前历朝历代没有搞的原因，一是规模大搞不起，二是没这能力。
所以开展受大明银行监督的商业保险，反而更靠谱一些，毕竟钱庄还是可控的，或许会有这样那样的不便，但再怎么说，保险业只要能正常发展，一些起码的保障还是能做到的。
而且钱庄的商业保险，也能控制规模，毕竟这是自愿的事情。
不管怎样，可以预见的是，私下的互助组织是不可能断绝的，工人们对于商业保险，也必定会有本能的抗拒，一部分人会宁愿选择手头多存些工钱。
不过无论如何，给大明新生的工人阶层多一种选择，也是好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