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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那么“糗”我，我也乐得让她们开心。可这会到了日本他们可就都不灵了，日本人说话发音是很像广东人那样是从喉咙里出来的，说话“霍、霍”的，日本人说的英语被公认是世界上最差的最难懂的英语，连他们自己都听不懂，我早就知道这个情况，因此，我打电话叫公司在日本给我们请了个翻译以备之需，当我一见那翻译就心里犯嘀咕了，原来是个日本人，他能说好咱中国话吗？
翻译帮我们在“箱根”找了个别墅住了下来，其后我和阿松就去看几个工厂的设备，从纺织机械到电子产品，还有一些汽车生产厂。令人难受的是那个混蛋翻译就只会翻译常用的日语，就会说一些拍马屁的中国话，一到有关技术方面的名词就不灵了，急的那些企业的日本鬼子一个劲的“八格”。后来还是我想出办法，我们和他们笔谈，大多日本公司的高级职员汉字还凑合，实在不行再用英文笔谈，总算是搞明白了一些技术问题，在价格方面由于人民币升值，我和阿松感觉还不算高，比较起瑞士的要便宜，我考虑了今后的发展的需要，就主动的给对方留下了联络电话，建立了热线联系，对方也指定了专门的部门和人员同我们联络，我们要求所有往来函件要用各自的语言，翻译问题各自解决。
0多天紧张的考察就这么结束了，我们回到香港，我老婆阿松老婆和那个小丫头都玩的筋疲力尽，买回来的大包小包的把几个旅行箱里塞的满满的，回来后她们也不来“烦”我们了，我和阿松难得清净的到中华总商会会馆（我们早都是那里的会员了）里找个僻静的地方安逸的聊了起来。
“阿松，你说香港为什么在几次全球性或地域性的经济危机中老是挺不住？”我喝着在香港难得品到的“洞顶”毛尖问道。
“我估计还是香港的经济太开放和完全融入国际经济的结果吧。”阿松思索了一会回答道。
“那么新加坡就没有融入国际经济吗？台湾呢？还有韩国？”我继续问他，阿松眨巴着眼镜后面的双眼，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比较起这几个地方，香港缺的就是自己的工业，特别是基础工业。”我一针见血的指出。
“上个世界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固然是国际经济形式在起主导作用，但是不能不看到当时香港有自身的工业基础，那个时候香港在塑胶花、服装、钟表、玩具等轻工业方面都是世界最大的生产基地。可是经济腾飞以后，香港的生活水准不成比例的大幅提高，人工上升的太快，地皮也不断飞涨，弄的很多业者在香港开不起工厂了，正好赶上大陆搞开放，对外有60%的出口经由香港转口，对内，提供非常好的政策用以吸引外资，于是香港大批的工厂内迁，或者要办新的工厂也开在内地，基本上把香港搬空了。”我吹了吹茶杯上的热气。
“那么内迁的工业还能算是自己的工业吗？显然不能算，在内地办工厂只能得到的是经营的利润，其他的是什么也得不到，相关工厂企业周边的各种服务和效益都不能在香港产生，也不能为香港人所利用。当在内地办厂的条件不再合适的时候，怎么办？再向哪里搬？现在广东一带的人工也不便宜了，地皮的价格也是一日三变，许多工厂又面临着十几年前在香港碰到的老问题。有的又往更远的内地迁，有的就干脆停下来，那么到将来再也没有地方搬迁的时候怎么办？现在已经有许多在内地办厂的已经经营不下去了，毕竟内地的各种税费要远远的多过香港，还有办厂需要的各种政府环境、治安环境等。这些都或多或少制约了香港对各种经济危机的应对能力。现在香港的现象是有很多香港人是拿回了自己所赚的钱，可是又不知道投向何方，各种游资在各种市场上无序的流动，一方面要找出路，另一方面会帮助洗黑钱和流入不是很正常的渠道，这也就是港人好赌的一个物质原因。钱作为资金是不能生钱的，只有作为资本的时候才能生钱，香港的游资是世界上最多的，这些游资在没有正确疏导的结果只能是游荡在流通领域，或是被银行或是被证券市场给套住，还有的就是被赌场、马场、烟花场和娱乐业给吃掉，这些你都是知道的。”我点上一支烟。
“而在腾飞起来的香港确也出现了不少超级富豪，排的上世界前500富的就有好几个，但是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在香港靠工业致富的，后来也没有一个去搞工业，香港慢慢变成大陆转口贸易的中转站，和对大陆投资的金融集散中心。看起来表面很繁荣，其实是建立在别人借道的收益和机会上，香港回归祖国以后，这种中转的作用越来越小，借道的人越来越少。上海浦东的开发以及‘国家大贸’在各发达国家直接建立贸易公司的做法更是严重的削弱了香港的这种本来就很侥幸很脆弱的竞争力。”
“香港人原来引以自豪的就是‘我们香港人好挨得（能吃苦）’，可是现在的香港人挨的吗？三十年的富裕生活造就了一代好吃懒做的年轻人，他们不负责任，没有上进心，低级趣味，经济不好是政府的错误，可是又有几个年轻人去发奋思考一下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应该去怎么做？有上大街去游行的功夫还不如自己去办点实在的事情。在失业率不断高涨的今天，香港的低级工作还是全部是由外来劳工干的，现在的香港人宁愿在家里等待政府救济也绝不会去做那些抵挡的工作，这样的群体还能说能‘挨’吗？还能指望他们在这个东方明珠去创造新的奇迹？长此下去香港还挨的过去吗？说句你不开心的话，如果不是你我连手，坦白的说，你能‘挨’的过去今天这样的世道吗？”我看着阿松沉沉的说。
阿松低着头陷入深深的思考中。
“香港目前的富豪大抵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本土发展起来的，一类是来自大陆的‘爆发’户，这两类人大多都是用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去看待目前商场的竞争，他们看到的只是眼前的利益，这些人对于香港的市面繁荣和拓展旅游资源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香港的长远利益看是有害的。而香港政府的工商政策由于是建立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的，对市场和社会结构只有引导的性质，根本谈不上有顾及香港长远利益的规划和指导，也不能有什么指令计划，更不要说给办实业的什么优惠政策和待遇了。这样的环境和政策无形中就鼓励了香港人急功近利的心态，养成了‘什么赚钱就大家一窝蜂的去做什么’的习惯。你看。咱们弄了个影视公司，跟在咱们后面的起码有三十多家，这样的思路怎么可以把香港从困境中挽救出来呢？”我说道这里十分的感叹。
“其实在香港办实业最大的是两个难题，一是高居不下的人工费用，会把生产成本的大部分给吃掉，二是地皮昂贵，建立工厂要么花巨资购地，什么时候能收回没把握，要么是高价租用厂房，道理同人工一样，把在香港零关税和低所得税的优势抵消的一干二尽。这也就是说，要想在香港办实业就必须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其他的如原料、辅料等等因为没有关税，从运行成本上讲，都要比国内和其他国家的低很多，我想了很久，这个就是我们新的突破口。”
就是要那么“糗”我，我也乐得让她们开心。可这会到了日本他们可就都不灵了，日本人说话发音是很像广东人那样是从喉咙里出来的，说话“霍、霍”的，日本人说的英语被公认是世界上最差的最难懂的英语，连他们自己都听不懂，我早就知道这个情况，因此，我打电话叫公司在日本给我们请了个翻译以备之需，当我一见那翻译就心里犯嘀咕了，原来是个日本人，他能说好咱中国话吗？
翻译帮我们在“箱根”找了个别墅住了下来，其后我和阿松就去看几个工厂的设备，从纺织机械到电子产品，还有一些汽车生产厂。令人难受的是那个混蛋翻译就只会翻译常用的日语，就会说一些拍马屁的中国话，一到有关技术方面的名词就不灵了，急的那些企业的日本鬼子一个劲的“八格”。后来还是我想出办法，我们和他们笔谈，大多日本公司的高级职员汉字还凑合，实在不行再用英文笔谈，总算是搞明白了一些技术问题，在价格方面由于人民币升值，我和阿松感觉还不算高，比较起瑞士的要便宜，我考虑了今后的发展的需要，就主动的给对方留下了联络电话，建立了热线联系，对方也指定了专门的部门和人员同我们联络，我们要求所有往来函件要用各自的语言，翻译问题各自解决。
0多天紧张的考察就这么结束了，我们回到香港，我老婆阿松老婆和那个小丫头都玩的筋疲力尽，买回来的大包小包的把几个旅行箱里塞的满满的，回来后她们也不来“烦”我们了，我和阿松难得清净的到中华总商会会馆（我们早都是那里的会员了）里找个僻静的地方安逸的聊了起来。
“阿松，你说香港为什么在几次全球性或地域性的经济危机中老是挺不住？”我喝着在香港难得品到的“洞顶”毛尖问道。
“我估计还是香港的经济太开放和完全融入国际经济的结果吧。”阿松思索了一会回答道。
“那么新加坡就没有融入国际经济吗？台湾呢？还有韩国？”我继续问他，阿松眨巴着眼镜后面的双眼，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比较起这几个地方，香港缺的就是自己的工业，特别是基础工业。”我一针见血的指出。
“上个世界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固然是国际经济形式在起主导作用，但是不能不看到当时香港有自身的工业基础，那个时候香港在塑胶花、服装、钟表、玩具等轻工业方面都是世界最大的生产基地。可是经济腾飞以后，香港的生活水准不成比例的大幅提高，人工上升的太快，地皮也不断飞涨，弄的很多业者在香港开不起工厂了，正好赶上大陆搞开放，对外有60%的出口经由香港转口，对内，提供非常好的政策用以吸引外资，于是香港大批的工厂内迁，或者要办新的工厂也开在内地，基本上把香港搬空了。”我吹了吹茶杯上的热气。
“那么内迁的工业还能算是自己的工业吗？显然不能算，在内地办工厂只能得到的是经营的利润，其他的是什么也得不到，相关工厂企业周边的各种服务和效益都不能在香港产生，也不能为香港人所利用。当在内地办厂的条件不再合适的时候，怎么办？再向哪里搬？现在广东一带的人工也不便宜了，地皮的价格也是一日三变，许多工厂又面临着十几年前在香港碰到的老问题。有的又往更远的内地迁，有的就干脆停下来，那么到将来再也没有地方搬迁的时候怎么办？现在已经有许多在内地办厂的已经经营不下去了，毕竟内地的各种税费要远远的多过香港，还有办厂需要的各种政府环境、治安环境等。这些都或多或少制约了香港对各种经济危机的应对能力。现在香港的现象是有很多香港人是拿回了自己所赚的钱，可是又不知道投向何方，各种游资在各种市场上无序的流动，一方面要找出路，另一方面会帮助洗黑钱和流入不是很正常的渠道，这也就是港人好赌的一个物质原因。钱作为资金是不能生钱的，只有作为资本的时候才能生钱，香港的游资是世界上最多的，这些游资在没有正确疏导的结果只能是游荡在流通领域，或是被银行或是被证券市场给套住，还有的就是被赌场、马场、烟花场和娱乐业给吃掉，这些你都是知道的。”我点上一支烟。
“而在腾飞起来的香港确也出现了不少超级富豪，排的上世界前500富的就有好几个，但是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在香港靠工业致富的，后来也没有一个去搞工业，香港慢慢变成大陆转口贸易的中转站，和对大陆投资的金融集散中心。看起来表面很繁荣，其实是建立在别人借道的收益和机会上，香港回归祖国以后，这种中转的作用越来越小，借道的人越来越少。上海浦东的开发以及‘国家大贸’在各发达国家直接建立贸易公司的做法更是严重的削弱了香港的这种本来就很侥幸很脆弱的竞争力。”
“香港人原来引以自豪的就是‘我们香港人好挨得（能吃苦）’，可是现在的香港人挨的吗？三十年的富裕生活造就了一代好吃懒做的年轻人，他们不负责任，没有上进心，低级趣味，经济不好是政府的错误，可是又有几个年轻人去发奋思考一下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应该去怎么做？有上大街去游行的功夫还不如自己去办点实在的事情。在失业率不断高涨的今天，香港的低级工作还是全部是由外来劳工干的，现在的香港人宁愿在家里等待政府救济也绝不会去做那些抵挡的工作，这样的群体还能说能‘挨’吗？还能指望他们在这个东方明珠去创造新的奇迹？长此下去香港还挨的过去吗？说句你不开心的话，如果不是你我连手，坦白的说，你能‘挨’的过去今天这样的世道吗？”我看着阿松沉沉的说。
阿松低着头陷入深深的思考中。
“香港目前的富豪大抵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本土发展起来的，一类是来自大陆的‘爆发’户，这两类人大多都是用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去看待目前商场的竞争，他们看到的只是眼前的利益，这些人对于香港的市面繁荣和拓展旅游资源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香港的长远利益看是有害的。而香港政府的工商政策由于是建立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的，对市场和社会结构只有引导的性质，根本谈不上有顾及香港长远利益的规划和指导，也不能有什么指令计划，更不要说给办实业的什么优惠政策和待遇了。这样的环境和政策无形中就鼓励了香港人急功近利的心态，养成了‘什么赚钱就大家一窝蜂的去做什么’的习惯。你看。咱们弄了个影视公司，跟在咱们后面的起码有三十多家，这样的思路怎么可以把香港从困境中挽救出来呢？”我说道这里十分的感叹。
“其实在香港办实业最大的是两个难题，一是高居不下的人工费用，会把生产成本的大部分给吃掉，二是地皮昂贵，建立工厂要么花巨资购地，什么时候能收回没把握，要么是高价租用厂房，道理同人工一样，把在香港零关税和低所得税的优势抵消的一干二尽。这也就是说，要想在香港办实业就必须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其他的如原料、辅料等等因为没有关税，从运行成本上讲，都要比国内和其他国家的低很多，我想了很久，这个就是我们新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