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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曜这个小蝴蝶的翅膀太小太小，影响不了大唐朝廷的走向半点。
自从天子李晔授张浚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宣慰使的敕令下达，张浚就很是兴奋，自认为自己名垂青史的机会到了，是以这段时间以来催办粮草饷银、整备军队等事，办得格外上心。不过由于朝廷的中央军基本上也就是神策军，张浚的调兵显然过于迟缓。
神策军听谁的？不是皇帝陛下，也不是他张相公，而是杨复恭。那个开府仪同三司、金吾上将军、左神策军中尉、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魏国公、“忠贞启圣定国功臣”杨复恭。
杨复恭既然是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那自然是大宦官无疑。大唐朝廷一贯有南北司之争，也就是掌握禁军军权的宦官和掌握朝廷行政权力的宰相之争。宦官，是一个集团；宰相，也是一个集团。
提起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权宦，人们多半想到东汉末年、三国前夕的十常侍，想到明朝的王振、魏忠贤，甚至可能还有人会想到李莲英。然而实际上，这些权宦相比唐朝的宦官，简直可以说是不入流！
宦官用权，为国家患，由来已久。概缘于宦官出入宫禁，常年呆在皇帝身边，由是混得相当脸熟。其中又有性情乖巧者，言语敏捷，善察颜色，擅长承迎。他们无条件地执行皇帝的命令，办事的结果又深符皇帝心意。这样，日子长了，宦官的马屁话，搬弄是非的话，无中生有的话，栽賍陷害的话，染指朝政的话，皇帝有时也听。
司马光在其主编的《资治通鉴》中，曾引用孔子的一个词，叫“浸润之谮”。如水之浸灌，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施加影响，让皇帝按他的意思走。于是，黜陟刑赏之大权，一点一点的、蚂蚁搬家似的，统搬到亲信宦官的手里了。然而皇帝却浑然不知，“如饮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司马光认为，这便是宦官侵权的步骤。
有唐之前的历史，宦官为祸最烈的当属东汉。但东汉宦官为非作歹，起码还狐假虎威，打着皇帝的旗号。而唐时，根本连旗号也不打了，宦官劫胁天子就如拎婴孩，废谁立谁，一凭己意。而天子深畏宦官如畏虎狼、蛇虺。所以然者，东汉宦官手头无兵，而唐代宦官掌握兵权故也。
若要根究，则唐代宦官之祸，始于玄宗，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然而实际上，唐初对宦官是有加以约束的，后来之所以不可收拾者，皆是皇帝处置失当，遂渐成其势。司马光引《周易》的一句话说：“履霜坚冰至。”此为《坤·初六》爻辞。其象辞说：“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驯致”，逐渐达到，逐渐招致。《坤·文言》引申为：“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水到渠自然成了。
想当初，唐太宗鉴于前世之弊，对宦官严加抑制。不任以他事，只负责门户守御、廷内扫除、饮食供给之类琐事，官阶也不得超过四品。而唐玄宗时，可能是饱饭吃得太久了，有些无聊，于是毁坏旧章，重用宦官，滥赏官爵。开元、天宝中，宦官黄衣以上达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无风注：朱紫是大官的服色。唐制：五品以上服朱，三品以上服紫。有些电视剧乱演一气，不可信。）。至有官拜三品将军的，从幕后而走到前台，开始参政。
譬如高力士，竟官居骠骑大将军，进封渤海郡公。唐玄宗晚年，又让高力士代己批阅章奏，甚至任免将军、宰相，也时常与之商议。连李林甫、杨国忠，也是因缘高力士，才官居高位。于是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太子李亨称高力士为“二兄”，诸王、公主、驸马则尊称其为爷为翁，甚至连唐玄宗本人也因极端宠信而不直呼其名，叫他“将军”、“大将军”。
不过说实话，高力士本人的确不是坏人，并没有专权祸国、图谋废立之事，《新唐书》说他：“生平无显大过”，其实史书是很喜欢记载权宦之过的，高力士“无显大过”，其实基本可以看做是这些史官们没有找到高力士的过错。但是司马光认为，即便高力士本身无过，但恰是玄宗开了坏头，“宦官自此炽矣”。
待到中原板荡，肃宗即位灵武，调兵与安史作战。李辅国以东宫旧人参预军谋，情形越发坏了，因为李辅国开始掌握兵权。肃宗打回长安后，李辅国封郕国公，掌大权力，宰相李揆对他都执弟子礼，呼为“五父”。李辅国疑心太上皇的亲信阴谋复位，逼迫唐玄宗迁居西内太极宫，贬谪高力士，玄宗竟至忧郁而死。
此时肃宗病危，张皇后欲谋杀太子李豫而立越王李系。李辅国拥立李豫（即唐代宗），杀张皇后、李系。李辅国自此益骄横矣，曾对代宗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他说：“大家（指皇帝）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此便是司马光所说的：“宠过而骄，不能复制，遂至爱子慈父皆不能庇，以忧悸终。”
代宗时期，宦官程元振、鱼朝恩相继当权，窃弄刑赏，壅蔽聪明，轻视天子，奴役宰相。程元振继李辅国之后，总率禁兵，操纵朝政，冤杀大将来瑱，斥逐宰相裴冕。疑忌大将李光弼，致其愤郁而死；大将仆固怀恩不堪冤抑，却投诉无门，不得已尽弃前功，翻为叛乱。广德元年，吐蕃兵犯京师，程元振隐匿军情不报，虽遭贬黜，然代宗也因此狼狈陕州。鱼朝恩以护驾之功，继起染指军权，亦染指朝政。连“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郭子仪都遭排斥罢官，赋闲家居。他的眼里自然目无余子了。
德宗即位之初，有意整顿纲纪，因而着手打压宦官。但“兴元”以后，猜忌诸将，剥夺大将李晟、浑瑊兵权，以窦文场、霍仙呜为中尉，军权自此落入宦官手中。
宪宗曾很自信地说：“此家奴耳，向以其驱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违犯，朕去之轻如一毛耳。”但恰是这些他看不上眼的“一毛”，终要了他的命。宦官吐突承璀欲废嫡（太子李恒）立庶（澧王李恽）。宦官粱守谦、王守澄、陈洪志诸人发动政变，害死宪宗，拥立李恒为帝，是为穆宗。此之谓“陈洪志之变”也。
降及唐敬宗，过分狎昵宦官，遂有刘克明、苏佐明之逆。弑杀敬宗，矫制让敬宗的叔叔绛王李悟代理监国。自此以后，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六帝，都是宦官一手所立。其势力益发骄横，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杨复恭、刘季述、韩全诲为之魁杰，以至自称“定策国老”，视天子为门生，根深蒂固，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矣。
唐文宗深愤其然，志欲除之。然以宋申锡之贤，犹不能有所作为，何况李训、郑注反复小人，焉能成事。于是有“甘露之变”，公卿大臣灭族无数。文宗假聋作哑，饮泣吞气，暗自感叹皇帝做成这个样子，还不如周赧王、汉献帝。盖因周赧王、汉献帝虽然窝囊，好歹是是受制权臣，而文宗却是受制家奴，不亦悲乎！
以宣宗之严毅明察，犹无奈摇头，心有余悸。何况懿宗、僖宗骄奢淫-逸，眼里只有美食美色，哪管什么江山社稷。以至呼宦官为父亲，也就不足为怪了。僖宗两度亡命，一次跑到梁州，一次跑到益州，皆是僖宗口称“阿父”的田令孜一手造成。
唐朝的倒数第二任皇帝唐昭宗——也就是当今天子李晔，登基之后亦以此为耻，有雄心、也有决心，要铲除宦官之祸，可是又用人不当，弄了张浚这么个“唯务虚谈”的货色出来，急吼吼地想荡平李克用这个天下第一强藩，以巩固军权、政权。
唐朝的宦官之祸，大体如此，可谓臭名昭著。不过如果说宦官就全是坏蛋，那也不尽然。史上... -->>
李曜这个小蝴蝶的翅膀太小太小，影响不了大唐朝廷的走向半点。
自从天子李晔授张浚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宣慰使的敕令下达，张浚就很是兴奋，自认为自己名垂青史的机会到了，是以这段时间以来催办粮草饷银、整备军队等事，办得格外上心。不过由于朝廷的中央军基本上也就是神策军，张浚的调兵显然过于迟缓。
神策军听谁的？不是皇帝陛下，也不是他张相公，而是杨复恭。那个开府仪同三司、金吾上将军、左神策军中尉、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魏国公、“忠贞启圣定国功臣”杨复恭。
杨复恭既然是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那自然是大宦官无疑。大唐朝廷一贯有南北司之争，也就是掌握禁军军权的宦官和掌握朝廷行政权力的宰相之争。宦官，是一个集团；宰相，也是一个集团。
提起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权宦，人们多半想到东汉末年、三国前夕的十常侍，想到明朝的王振、魏忠贤，甚至可能还有人会想到李莲英。然而实际上，这些权宦相比唐朝的宦官，简直可以说是不入流！
宦官用权，为国家患，由来已久。概缘于宦官出入宫禁，常年呆在皇帝身边，由是混得相当脸熟。其中又有性情乖巧者，言语敏捷，善察颜色，擅长承迎。他们无条件地执行皇帝的命令，办事的结果又深符皇帝心意。这样，日子长了，宦官的马屁话，搬弄是非的话，无中生有的话，栽賍陷害的话，染指朝政的话，皇帝有时也听。
司马光在其主编的《资治通鉴》中，曾引用孔子的一个词，叫“浸润之谮”。如水之浸灌，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施加影响，让皇帝按他的意思走。于是，黜陟刑赏之大权，一点一点的、蚂蚁搬家似的，统搬到亲信宦官的手里了。然而皇帝却浑然不知，“如饮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司马光认为，这便是宦官侵权的步骤。
有唐之前的历史，宦官为祸最烈的当属东汉。但东汉宦官为非作歹，起码还狐假虎威，打着皇帝的旗号。而唐时，根本连旗号也不打了，宦官劫胁天子就如拎婴孩，废谁立谁，一凭己意。而天子深畏宦官如畏虎狼、蛇虺。所以然者，东汉宦官手头无兵，而唐代宦官掌握兵权故也。
若要根究，则唐代宦官之祸，始于玄宗，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然而实际上，唐初对宦官是有加以约束的，后来之所以不可收拾者，皆是皇帝处置失当，遂渐成其势。司马光引《周易》的一句话说：“履霜坚冰至。”此为《坤·初六》爻辞。其象辞说：“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驯致”，逐渐达到，逐渐招致。《坤·文言》引申为：“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水到渠自然成了。
想当初，唐太宗鉴于前世之弊，对宦官严加抑制。不任以他事，只负责门户守御、廷内扫除、饮食供给之类琐事，官阶也不得超过四品。而唐玄宗时，可能是饱饭吃得太久了，有些无聊，于是毁坏旧章，重用宦官，滥赏官爵。开元、天宝中，宦官黄衣以上达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无风注：朱紫是大官的服色。唐制：五品以上服朱，三品以上服紫。有些电视剧乱演一气，不可信。）。至有官拜三品将军的，从幕后而走到前台，开始参政。
譬如高力士，竟官居骠骑大将军，进封渤海郡公。唐玄宗晚年，又让高力士代己批阅章奏，甚至任免将军、宰相，也时常与之商议。连李林甫、杨国忠，也是因缘高力士，才官居高位。于是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太子李亨称高力士为“二兄”，诸王、公主、驸马则尊称其为爷为翁，甚至连唐玄宗本人也因极端宠信而不直呼其名，叫他“将军”、“大将军”。
不过说实话，高力士本人的确不是坏人，并没有专权祸国、图谋废立之事，《新唐书》说他：“生平无显大过”，其实史书是很喜欢记载权宦之过的，高力士“无显大过”，其实基本可以看做是这些史官们没有找到高力士的过错。但是司马光认为，即便高力士本身无过，但恰是玄宗开了坏头，“宦官自此炽矣”。
待到中原板荡，肃宗即位灵武，调兵与安史作战。李辅国以东宫旧人参预军谋，情形越发坏了，因为李辅国开始掌握兵权。肃宗打回长安后，李辅国封郕国公，掌大权力，宰相李揆对他都执弟子礼，呼为“五父”。李辅国疑心太上皇的亲信阴谋复位，逼迫唐玄宗迁居西内太极宫，贬谪高力士，玄宗竟至忧郁而死。
此时肃宗病危，张皇后欲谋杀太子李豫而立越王李系。李辅国拥立李豫（即唐代宗），杀张皇后、李系。李辅国自此益骄横矣，曾对代宗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他说：“大家（指皇帝）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此便是司马光所说的：“宠过而骄，不能复制，遂至爱子慈父皆不能庇，以忧悸终。”
代宗时期，宦官程元振、鱼朝恩相继当权，窃弄刑赏，壅蔽聪明，轻视天子，奴役宰相。程元振继李辅国之后，总率禁兵，操纵朝政，冤杀大将来瑱，斥逐宰相裴冕。疑忌大将李光弼，致其愤郁而死；大将仆固怀恩不堪冤抑，却投诉无门，不得已尽弃前功，翻为叛乱。广德元年，吐蕃兵犯京师，程元振隐匿军情不报，虽遭贬黜，然代宗也因此狼狈陕州。鱼朝恩以护驾之功，继起染指军权，亦染指朝政。连“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郭子仪都遭排斥罢官，赋闲家居。他的眼里自然目无余子了。
德宗即位之初，有意整顿纲纪，因而着手打压宦官。但“兴元”以后，猜忌诸将，剥夺大将李晟、浑瑊兵权，以窦文场、霍仙呜为中尉，军权自此落入宦官手中。
宪宗曾很自信地说：“此家奴耳，向以其驱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违犯，朕去之轻如一毛耳。”但恰是这些他看不上眼的“一毛”，终要了他的命。宦官吐突承璀欲废嫡（太子李恒）立庶（澧王李恽）。宦官粱守谦、王守澄、陈洪志诸人发动政变，害死宪宗，拥立李恒为帝，是为穆宗。此之谓“陈洪志之变”也。
降及唐敬宗，过分狎昵宦官，遂有刘克明、苏佐明之逆。弑杀敬宗，矫制让敬宗的叔叔绛王李悟代理监国。自此以后，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六帝，都是宦官一手所立。其势力益发骄横，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杨复恭、刘季述、韩全诲为之魁杰，以至自称“定策国老”，视天子为门生，根深蒂固，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矣。
唐文宗深愤其然，志欲除之。然以宋申锡之贤，犹不能有所作为，何况李训、郑注反复小人，焉能成事。于是有“甘露之变”，公卿大臣灭族无数。文宗假聋作哑，饮泣吞气，暗自感叹皇帝做成这个样子，还不如周赧王、汉献帝。盖因周赧王、汉献帝虽然窝囊，好歹是是受制权臣，而文宗却是受制家奴，不亦悲乎！
以宣宗之严毅明察，犹无奈摇头，心有余悸。何况懿宗、僖宗骄奢淫-逸，眼里只有美食美色，哪管什么江山社稷。以至呼宦官为父亲，也就不足为怪了。僖宗两度亡命，一次跑到梁州，一次跑到益州，皆是僖宗口称“阿父”的田令孜一手造成。
唐朝的倒数第二任皇帝唐昭宗——也就是当今天子李晔，登基之后亦以此为耻，有雄心、也有决心，要铲除宦官之祸，可是又用人不当，弄了张浚这么个“唯务虚谈”的货色出来，急吼吼地想荡平李克用这个天下第一强藩，以巩固军权、政权。
唐朝的宦官之祸，大体如此，可谓臭名昭著。不过如果说宦官就全是坏蛋，那也不尽然。史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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