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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寨守军使者李行云自然不是别人，正是飞腾军使李曜无疑。他只身赴敌营，连哄带打一番，最后单骑从定难军大营慢慢悠悠出来之时，远处一处山坡背面，冒头查探的史建瑭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看见李曜那潇洒得仿佛狎妓归来一般的李军使，史建瑭忍不住心中腹诽：“您老倒是快点走啊，背后那是狼窝，万一这时候他们出来人要把你抓回去，我手头就这十几二十号人，救还是不救？”
但李曜显然不是神仙菩萨，不知道史都虞候心中怨念，仍旧慢慢悠悠地骑着那匹马儿往这边走。
背后定难军大营辕门处的箭楼上，一名将官摆了摆手，几名搭弓控弦的士兵一齐收回手中那原本直指李曜后心的箭矢。
“去回禀将军，就说此人走时不急不忙，毫无逃走之状，身份当无异常。”那将官沉声说道。
下头的一位亲兵立刻应诺，匆匆去了。
李曜走得远了，过了山坡，史建瑭领着二十来名探马拥上前来，用李曜自己的坐骑换下出使时骑的那匹劣马，这才有些紧张地道：“军使，某虽浅陋，亦曾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之说，如今军使乃是大王爱子，今后可再不能做这等亲临险境之事了。”
李曜刚换过马，听了这话，笑道：“大王每临战事，常率轻骑，驰骋纵横于军前，某为大王之子，更不能稍有示怯。再者说，此番出使，某是有把握的，并非胡乱为之，国宝不必担心，如今我们面临的第一要务，便是打好接下来的这一场守城战，我们必须在这一战中，取得一次大胜，这个大胜不已别的什么为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大量杀伤敌军。”
史建瑭听了，不好多劝，顺着李曜的话头道：“守城的准备方面，都已经按军使的要求办妥，军使可以放心。”
李曜拉过马缰，点头道：“那就好，只要守城战打好了，接下来的胜利，就近在眼前了。”他一边骑马朝神木寨方向飞奔，一边仔细思索，看自己在这次守城上花的功夫，还有没有遗漏的地方。
他很重视这次守城战，前面许多迷惑性的举动，都是为这次预定的“坚守反击战”做准备。因为在他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的战争史，就是一部城池的攻防史。
几千年来，“攻城拔寨”是历来战争的直接目标和关键动机。随着战事迭起，攻防相生，城池也因此成为最大最重要的战争舞台。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群雄并起，战争极其频繁，也因此形成了各诸侯国割据自立的多中心城池筑城体系，仅《春秋》、《左传》、《国语》提及的城邑地名就达千余座。据他当年在军事论坛上看过的某个帖子不完全统计，仅战国时期较大规模作战行动就有230多次，其中2/3以上和攻城有关。根据《孙子·谋攻》中“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的说法推断，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攻城往往会伴随着极高、极可怕的伤亡率。但这也同时说明当时的守城战术和器具，必然非常完备和发达。因此，有兵圣之称的孙子，也认为攻城是万不得已的“下下策”，并告诫道：“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对此，同时代的墨子也持相同观点，并利用自己掌握的“完美守城攻略”，四处推行自己的“非攻”理念。在他的著作《墨子》中第十四、十五卷就专门介绍了守城的装备、战术、要点，共二十篇。虽然后世仅存十一篇，可已经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冷兵器时代的城池防守之术。
李曜觉得从军事博弈的发展脉络看，历代中原统治者，之所以都特别偏爱建立在城池防守基础上的“非攻”军事防御手段，也许正是得益于筑城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城防之术的极高效率。于是，专守待敌、后发制人的“筑城防御”军事思想大行其道，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文明的走向。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开始至后世，无论是历代对于长城防线的高度重视，还是二十一世纪时中国人依然用“钢铁长城”来形容我们的国防理念，都足以说明这种以城墙为基础的战略防御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重要、多么深远。
当然，这种“被动防御”的军事思想形成，除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平和民族性格因素外，还与中原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特征是分不开的。中原民族的农耕经济，自然离不开长江、黄河广大流域的沃土滋养，中原民族已经习惯了定居的安乐和富足，自然不会，也不愿像游牧民族那样游击争斗。而平原之上，无险可守，要守卫自己的领土，保护自己的家园，特别是针对游牧骑兵部队骚扰的最好办法，自然是建造坚固的城墙堡垒。
同时，高大的城墙还能提供防洪水、防强盗、防猛兽等多重安全功能。“四塞以为固”的中国，也因此能够在四四方方的城墙庇护下，码着四四方方的文字，迈着四四方方的脚步，从容又体面地延续着一种辉煌而伟大的黄色文明。
中国人对于城池的偏爱，除却以上诸多因素外，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心理原因，那就是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人口盛昌、经济繁荣和文明发达的多重基础上。换句话说，筑城的底气在于“建”得起、“防”得好、“守”得住。正如我们喜欢用“固若金汤”来形容防守，或者爱唱“万里长城永不倒”一样，这些都是这种民族集体自豪心理的微妙写照。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城池的建筑还是防护，都是高技术、高投入的产物，不是谁都能修得起，更谈不上修得足够好。而要消解来势汹汹的侵犯之敌，除却厚厚的城墙外，有着高度文明和发达经济的守城一方，自然拥有更多“后发制人”的技术法宝。
中国早期的城池，绝大多数是土筑，到了明代以后，各地的城墙才开始大规模包砖。因此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城池都是一副黄秃秃的模样。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我们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版筑的技术。所谓版筑，就是筑墙时用两块木板（版）相夹，两板之间的宽度等于墙的厚度，板外用木柱支撑住，然后在两板之间填满泥土，用杵筑（捣）紧，筑毕拆去木板木柱，即成一堵墙。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版筑的技术更是大大提高，普遍采用悬版夯筑法，即用木棍穿过两侧夹板，以绳索固定取直，中间填土夯实，《诗经》中的“其绳则直，缩版以载”，说的便是这种方法。用这种版筑技术筑成的城墙，比以往更结实，因此可以取消旧法中两侧的护城坡，从而增加城墙的攀爬难度。当时有的城墙还采用土坯（单块土坯尺寸约为1米×0.4米×0.2米）垒砌，上下交错叠压，以此提高墙体的密度和强度。
自春秋以降，中国城池一直采用这种朴素的土筑办法，近两千年过后，大名鼎鼎的元大都（北京）城墙，依然是由夯土筑成。这种土筑的城墙，样子不太好看，而且不太结实，特别是一下雨就会因雨水淋蚀而损坏。当然也有例外，譬如东晋十六国时夏国赫连勃勃大... -->>
神木寨守军使者李行云自然不是别人，正是飞腾军使李曜无疑。他只身赴敌营，连哄带打一番，最后单骑从定难军大营慢慢悠悠出来之时，远处一处山坡背面，冒头查探的史建瑭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看见李曜那潇洒得仿佛狎妓归来一般的李军使，史建瑭忍不住心中腹诽：“您老倒是快点走啊，背后那是狼窝，万一这时候他们出来人要把你抓回去，我手头就这十几二十号人，救还是不救？”
但李曜显然不是神仙菩萨，不知道史都虞候心中怨念，仍旧慢慢悠悠地骑着那匹马儿往这边走。
背后定难军大营辕门处的箭楼上，一名将官摆了摆手，几名搭弓控弦的士兵一齐收回手中那原本直指李曜后心的箭矢。
“去回禀将军，就说此人走时不急不忙，毫无逃走之状，身份当无异常。”那将官沉声说道。
下头的一位亲兵立刻应诺，匆匆去了。
李曜走得远了，过了山坡，史建瑭领着二十来名探马拥上前来，用李曜自己的坐骑换下出使时骑的那匹劣马，这才有些紧张地道：“军使，某虽浅陋，亦曾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之说，如今军使乃是大王爱子，今后可再不能做这等亲临险境之事了。”
李曜刚换过马，听了这话，笑道：“大王每临战事，常率轻骑，驰骋纵横于军前，某为大王之子，更不能稍有示怯。再者说，此番出使，某是有把握的，并非胡乱为之，国宝不必担心，如今我们面临的第一要务，便是打好接下来的这一场守城战，我们必须在这一战中，取得一次大胜，这个大胜不已别的什么为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大量杀伤敌军。”
史建瑭听了，不好多劝，顺着李曜的话头道：“守城的准备方面，都已经按军使的要求办妥，军使可以放心。”
李曜拉过马缰，点头道：“那就好，只要守城战打好了，接下来的胜利，就近在眼前了。”他一边骑马朝神木寨方向飞奔，一边仔细思索，看自己在这次守城上花的功夫，还有没有遗漏的地方。
他很重视这次守城战，前面许多迷惑性的举动，都是为这次预定的“坚守反击战”做准备。因为在他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的战争史，就是一部城池的攻防史。
几千年来，“攻城拔寨”是历来战争的直接目标和关键动机。随着战事迭起，攻防相生，城池也因此成为最大最重要的战争舞台。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群雄并起，战争极其频繁，也因此形成了各诸侯国割据自立的多中心城池筑城体系，仅《春秋》、《左传》、《国语》提及的城邑地名就达千余座。据他当年在军事论坛上看过的某个帖子不完全统计，仅战国时期较大规模作战行动就有230多次，其中2/3以上和攻城有关。根据《孙子·谋攻》中“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的说法推断，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攻城往往会伴随着极高、极可怕的伤亡率。但这也同时说明当时的守城战术和器具，必然非常完备和发达。因此，有兵圣之称的孙子，也认为攻城是万不得已的“下下策”，并告诫道：“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对此，同时代的墨子也持相同观点，并利用自己掌握的“完美守城攻略”，四处推行自己的“非攻”理念。在他的著作《墨子》中第十四、十五卷就专门介绍了守城的装备、战术、要点，共二十篇。虽然后世仅存十一篇，可已经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冷兵器时代的城池防守之术。
李曜觉得从军事博弈的发展脉络看，历代中原统治者，之所以都特别偏爱建立在城池防守基础上的“非攻”军事防御手段，也许正是得益于筑城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城防之术的极高效率。于是，专守待敌、后发制人的“筑城防御”军事思想大行其道，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文明的走向。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开始至后世，无论是历代对于长城防线的高度重视，还是二十一世纪时中国人依然用“钢铁长城”来形容我们的国防理念，都足以说明这种以城墙为基础的战略防御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重要、多么深远。
当然，这种“被动防御”的军事思想形成，除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平和民族性格因素外，还与中原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特征是分不开的。中原民族的农耕经济，自然离不开长江、黄河广大流域的沃土滋养，中原民族已经习惯了定居的安乐和富足，自然不会，也不愿像游牧民族那样游击争斗。而平原之上，无险可守，要守卫自己的领土，保护自己的家园，特别是针对游牧骑兵部队骚扰的最好办法，自然是建造坚固的城墙堡垒。
同时，高大的城墙还能提供防洪水、防强盗、防猛兽等多重安全功能。“四塞以为固”的中国，也因此能够在四四方方的城墙庇护下，码着四四方方的文字，迈着四四方方的脚步，从容又体面地延续着一种辉煌而伟大的黄色文明。
中国人对于城池的偏爱，除却以上诸多因素外，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心理原因，那就是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人口盛昌、经济繁荣和文明发达的多重基础上。换句话说，筑城的底气在于“建”得起、“防”得好、“守”得住。正如我们喜欢用“固若金汤”来形容防守，或者爱唱“万里长城永不倒”一样，这些都是这种民族集体自豪心理的微妙写照。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城池的建筑还是防护，都是高技术、高投入的产物，不是谁都能修得起，更谈不上修得足够好。而要消解来势汹汹的侵犯之敌，除却厚厚的城墙外，有着高度文明和发达经济的守城一方，自然拥有更多“后发制人”的技术法宝。
中国早期的城池，绝大多数是土筑，到了明代以后，各地的城墙才开始大规模包砖。因此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城池都是一副黄秃秃的模样。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我们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版筑的技术。所谓版筑，就是筑墙时用两块木板（版）相夹，两板之间的宽度等于墙的厚度，板外用木柱支撑住，然后在两板之间填满泥土，用杵筑（捣）紧，筑毕拆去木板木柱，即成一堵墙。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版筑的技术更是大大提高，普遍采用悬版夯筑法，即用木棍穿过两侧夹板，以绳索固定取直，中间填土夯实，《诗经》中的“其绳则直，缩版以载”，说的便是这种方法。用这种版筑技术筑成的城墙，比以往更结实，因此可以取消旧法中两侧的护城坡，从而增加城墙的攀爬难度。当时有的城墙还采用土坯（单块土坯尺寸约为1米×0.4米×0.2米）垒砌，上下交错叠压，以此提高墙体的密度和强度。
自春秋以降，中国城池一直采用这种朴素的土筑办法，近两千年过后，大名鼎鼎的元大都（北京）城墙，依然是由夯土筑成。这种土筑的城墙，样子不太好看，而且不太结实，特别是一下雨就会因雨水淋蚀而损坏。当然也有例外，譬如东晋十六国时夏国赫连勃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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