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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下的火山开始活动了，事出突然，众人措手不及，险些掉了下去。慌忙爬上了一个比较平缓的斜坡，坐下喘了几口气，惊魂未定，却见地下的震动越来越剧烈，火山岩堆积成的山壁随时都可能会倒塌。
洛宁说并不一定会出现火山喷发，应该只是火山的周期性活动，这种活动周期的时间不确定，有可能几天一次，也有可能几百年几千年才发生一次。火山也分成很多种，常见的那
种倒喇叭烟囱形的火山是大规模喷发以后才形成的，也有些火山虽然不是死火山，但是数万年来始终没有喷发过，就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地下，偶尔会出现震动。
不过不管它是多少年活跃一次，我们算是倒霉，正好赶上了。本想沿着地下暗河寻找出口，但是下面的河水都沸腾了，下去就得变成锅里煮的饺子，看来下是下不去了，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尕娃扯着我的衣服，指着上边让我们看。
距离头顶几百米的地方，出现了一道细长的白光，我瞧得眼睛发花，双目一阵刺痛，那是什么东西？难道又是什么早已灭绝的生物？
洛宁惊喜交加：“是天空！是天空啊！”
地下火山的震动引发了地震，头上的大地裂开了一条大缝，太久没见过外边的天空了，我都快忘了天空是什么样了，是蓝的还是白的。
我对其余的人说道：“同志们，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为了新中国，前进！”
本来已经筋疲力尽的四个人，突然见到了逃生的希望，平地里生出无穷的力量，拽开两条腿，抡圆了胳膊，拼了命地顺着斜坡往上爬。
下面的震动声越来越激烈，热浪逼人，浓烈的硫磺味呛得人脑门子发疼。我们担心那道裂缝又被地震震得闭合上，人人都想越快出去越好，都在四十五度的陡坡上使出了百米冲刺的劲头。
越往上火山岩越碎，有的就像沙子一样，很难立足，爬上来三尺，又掉回去两尺，手上的皮都磨掉了，也顾不上疼痛，咬紧了牙，连蹬带刨，五六百米的高度，就好像万里长征过雪山一样艰难。在体力全部耗尽之后，终于又回到了地面上。
蓝天白云，两侧群山绵延起伏，我们爬上来的地方是昆仑河河谷的一段，也是海拔在青藏高原中最低的一片区域，距离头道班的不冻泉兵站，只有几公里的距离。
洛宁体力不行，尕娃脚上有伤，他们两人在最后关头落在了后边，我顾不上休息，急忙和大个子把两个人身上的武装带承重带串在一起，垂下去让洛宁他们拉住。
地震越来越猛，这道一米多宽的裂缝随时可能崩塌，洛宁和尕娃只能紧紧抓住带子，踩上一步就滑下去一步，就连半寸也爬不上来。
我和大个子使出吃奶的力气往上拉，但是两个人的力气再大，也不可能把他们同时拽上来。这时尕娃放开了带子，在下面用力托着洛宁，再加上我们在上边拉扯，一下就把她从裂缝中拉了上来。
等我想再把带子扔下去救尕娃的时候，一阵猛烈的震动传来，大地又合拢在了一起，尕娃被活活地挤在了中间。
零下二十几度的低温，我们的大衣和帽子早就不见了，三个人忘记了寒冷，只穿着单薄的衣服，一边哭一边用手和刺刀徒劳地挖着地面的沙石……
三天后，我在军区医院的病床上躺着，军区的参谋长握着我的手亲切慰问：“小胡同志，你们这次表现得很勇敢，我代表军委向你表示慰问，希望你早日康复，在革命道路上再立新功啊。怎么样？现在感觉还好吗？”
我回答说：“谢谢首长关心，我还……还还……还……”想说还好，可是一想起那些永远离我而去的战友们，小林、尕娃、指导员、二班长，这个“好”字憋在了胸口，始终是说不出来。
正如丘吉尔所说，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1969年由于国际形势的需要，我所在的部队被派往昆仑山的深处施工，由于环境太恶劣，使得工程进度超乎预想地缓慢，三年之中，有几十名指战员在工地上牺牲，然而我们建设的这座军事设施才刚刚完成了三分之二。
这时候，世界局势又重新洗牌，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中国的战略部署重新进行了大规模调整，昆仑山里的工程被停了下来，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工程兵，都又编回了野战军的战斗序列，隶属于兰州军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训练，出操、演习、学习、讲评的军营生活，不仅单调，而且艰苦。又过了几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党中央及时拨乱反正，四人帮被粉碎，整整十年浩劫之后，社会秩序终于恢复了正常。
但是部队是一个和社会脱节的特殊环境，我在军营里并没有感到什么太大的变化，只不过不需要再像以往那样一见面就念**语录了，但是每当有新兵入营的时候，还是要对他们进行革命教育。
这天上午，我刚从营部开会回来，通讯员小刘就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报告连长，今天有一个排的新兵来报到，但是指导员去军区学习，所以请你去给新兵们讲革命、讲传统。”
讲革命、讲传统，其实就是给新兵们讲讲连队的历史。对于这些我实在是门外汉，但是好歹我现在也是一连之长，指导员又不在家，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我带着这三十多个新兵进了连队的荣誉陈列室，指着一面绣有“拼... -->>
河床下的火山开始活动了，事出突然，众人措手不及，险些掉了下去。慌忙爬上了一个比较平缓的斜坡，坐下喘了几口气，惊魂未定，却见地下的震动越来越剧烈，火山岩堆积成的山壁随时都可能会倒塌。
洛宁说并不一定会出现火山喷发，应该只是火山的周期性活动，这种活动周期的时间不确定，有可能几天一次，也有可能几百年几千年才发生一次。火山也分成很多种，常见的那
种倒喇叭烟囱形的火山是大规模喷发以后才形成的，也有些火山虽然不是死火山，但是数万年来始终没有喷发过，就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地下，偶尔会出现震动。
不过不管它是多少年活跃一次，我们算是倒霉，正好赶上了。本想沿着地下暗河寻找出口，但是下面的河水都沸腾了，下去就得变成锅里煮的饺子，看来下是下不去了，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尕娃扯着我的衣服，指着上边让我们看。
距离头顶几百米的地方，出现了一道细长的白光，我瞧得眼睛发花，双目一阵刺痛，那是什么东西？难道又是什么早已灭绝的生物？
洛宁惊喜交加：“是天空！是天空啊！”
地下火山的震动引发了地震，头上的大地裂开了一条大缝，太久没见过外边的天空了，我都快忘了天空是什么样了，是蓝的还是白的。
我对其余的人说道：“同志们，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为了新中国，前进！”
本来已经筋疲力尽的四个人，突然见到了逃生的希望，平地里生出无穷的力量，拽开两条腿，抡圆了胳膊，拼了命地顺着斜坡往上爬。
下面的震动声越来越激烈，热浪逼人，浓烈的硫磺味呛得人脑门子发疼。我们担心那道裂缝又被地震震得闭合上，人人都想越快出去越好，都在四十五度的陡坡上使出了百米冲刺的劲头。
越往上火山岩越碎，有的就像沙子一样，很难立足，爬上来三尺，又掉回去两尺，手上的皮都磨掉了，也顾不上疼痛，咬紧了牙，连蹬带刨，五六百米的高度，就好像万里长征过雪山一样艰难。在体力全部耗尽之后，终于又回到了地面上。
蓝天白云，两侧群山绵延起伏，我们爬上来的地方是昆仑河河谷的一段，也是海拔在青藏高原中最低的一片区域，距离头道班的不冻泉兵站，只有几公里的距离。
洛宁体力不行，尕娃脚上有伤，他们两人在最后关头落在了后边，我顾不上休息，急忙和大个子把两个人身上的武装带承重带串在一起，垂下去让洛宁他们拉住。
地震越来越猛，这道一米多宽的裂缝随时可能崩塌，洛宁和尕娃只能紧紧抓住带子，踩上一步就滑下去一步，就连半寸也爬不上来。
我和大个子使出吃奶的力气往上拉，但是两个人的力气再大，也不可能把他们同时拽上来。这时尕娃放开了带子，在下面用力托着洛宁，再加上我们在上边拉扯，一下就把她从裂缝中拉了上来。
等我想再把带子扔下去救尕娃的时候，一阵猛烈的震动传来，大地又合拢在了一起，尕娃被活活地挤在了中间。
零下二十几度的低温，我们的大衣和帽子早就不见了，三个人忘记了寒冷，只穿着单薄的衣服，一边哭一边用手和刺刀徒劳地挖着地面的沙石……
三天后，我在军区医院的病床上躺着，军区的参谋长握着我的手亲切慰问：“小胡同志，你们这次表现得很勇敢，我代表军委向你表示慰问，希望你早日康复，在革命道路上再立新功啊。怎么样？现在感觉还好吗？”
我回答说：“谢谢首长关心，我还……还还……还……”想说还好，可是一想起那些永远离我而去的战友们，小林、尕娃、指导员、二班长，这个“好”字憋在了胸口，始终是说不出来。
正如丘吉尔所说，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1969年由于国际形势的需要，我所在的部队被派往昆仑山的深处施工，由于环境太恶劣，使得工程进度超乎预想地缓慢，三年之中，有几十名指战员在工地上牺牲，然而我们建设的这座军事设施才刚刚完成了三分之二。
这时候，世界局势又重新洗牌，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中国的战略部署重新进行了大规模调整，昆仑山里的工程被停了下来，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工程兵，都又编回了野战军的战斗序列，隶属于兰州军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训练，出操、演习、学习、讲评的军营生活，不仅单调，而且艰苦。又过了几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党中央及时拨乱反正，四人帮被粉碎，整整十年浩劫之后，社会秩序终于恢复了正常。
但是部队是一个和社会脱节的特殊环境，我在军营里并没有感到什么太大的变化，只不过不需要再像以往那样一见面就念**语录了，但是每当有新兵入营的时候，还是要对他们进行革命教育。
这天上午，我刚从营部开会回来，通讯员小刘就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报告连长，今天有一个排的新兵来报到，但是指导员去军区学习，所以请你去给新兵们讲革命、讲传统。”
讲革命、讲传统，其实就是给新兵们讲讲连队的历史。对于这些我实在是门外汉，但是好歹我现在也是一连之长，指导员又不在家，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我带着这三十多个新兵进了连队的荣誉陈列室，指着一面绣有“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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